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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根不谈技术的事情，只是聊家常，又巧立名目给董岩的儿子、女儿各发一个硕大的红包，这一来，董岩就没法拒绝他的要求了。
圣人说得好，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面对着阮福根的金钱攻势，董岩的妻子谢莉先溃败了。她给董岩吹了一个晚上的枕头风，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说到儿子娶媳、女儿出嫁之类的小道理，最终归结为一条：有钱不赚是傻瓜，捞外快这种事情，厂里谁没干过，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干？
董岩也进行了剧烈的思想斗争，他想象了马伟祥可能给他的各种惩罚，比如严肃批评、扣发奖金、坐冷板凳等等，甚至想到了被撤销处长职务的最严厉手段。他同时也给自己找了无数的理由，比如说只要偷偷摸摸去帮忙，就不会被发现，还有以后不要在经济上太招摇。他还想起马伟祥警告他的时候所说的话，按照这些话来理解，似乎只要他不出卖厂里的技术秘密，不动用厂里的资源，厂里似乎也是不会管的……
于是，董岩的星期天工程师生涯，又重新开始了。他自欺欺人地相信，马伟祥日常工作很忙，不会专门去调查这件事。他更是很天真地认为，最最最最严重的处分，也就是撤职而已。
撤了职就算了，老子如果能赚到几万块钱，一个处长又有什么舍不得的？
董岩忍着心疼对自己这样说道。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马伟祥对于阮福根的仇恨是如此深刻，进而导致迁怒到董岩头上的惩罚也变成了万钧雷霆。就在一次董岩结束了在会安的工作，搭乘长途汽车刚刚回到建陆的时候，两名警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给他戴上了镫亮的手铐。
到这一刻，谢莉才知道事情大了，她哭哭啼啼地跑到马伟祥那里去，声称愿意退赔所有的“赃款”，求厂里放董岩一马。马伟祥给了她一个冷漠的回答，声称董岩犯的是挖国家墙角的大罪，厂里无能为力。
谢莉在厂里找遍了所有的领导，一直到有人向她透露了真相，她才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是马伟祥与阮福根的恩怨，董岩无论如何都算是躺着中枪。她想到解铃还须系铃人的道理，马上给阮福根打了电话，请阮福根出面调停。
阮福根闻听此事，也是如五雷轰顶一般震惊。他是做生意的人，对于世态炎凉有着特殊的敏感，早在自己被罗翔飞、冯啸辰他们利用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已经与马伟祥等人结了怨，这个怨恐怕是解不开的。董岩是他的远房侄子，因为帮他做事而面临牢狱之灾，他不可能不管。
于是，阮福根带了昂贵的礼品，赔着笑脸，来到了海化设，求见马伟祥。他决定把自己面子当成一块抹布，任凭马伟祥用脚去踩，只求换得马伟祥放过董岩。然而，马伟祥根本就没有给他一个见面的机会，还让秘书带话，说阮福根如果敢把这些礼品送进来，他就会再次报警，让警察把阮福根这个企图“贿赂国家干部”的不法商人绳之以法。
到了这个地步，阮福根知道马伟祥是铁了心了，绝对不是他的几句软话或者一些礼品能够打动的。阮福根在省里也不认识什么有权势的人，无法借助别人的力量来说动马伟祥。情急之下，他只能连夜赶往京城，到重装办求救。
“这件事全怪我，全怪我啊！”阮福根连声说道，“冯处长，冷处长，你们就帮帮忙吧。如果警察一定要抓人，就让他们抓我吧，董岩是吃国家饭的，一旦被判刑，他这辈子就完了。我是个农民，坐几天牢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不能害了董岩啊，这让我怎么向他爸妈交代！”
说到这里，阮福根泪水纵横，全然没有了一个企业家的那份从容自信。
“这些人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周梦诗愤愤然地说道，“董处长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并没有影响工作，厂里凭什么处分他？而且还走了司法渠道，这不是小题大作吗？”
顾施健没有周梦诗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他摇摇头道：“这种事情，肯定是违反规定的。如果他赚的钱少呢，倒也无所谓，就算是小节问题吧。可是，听阮厂长刚才的意思，董处长赚的钱好像挺多的，超过一定金额，这就算是经济案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