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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蒲清泉和宁长河的面子。
蒲清泉不动如山的脸终于开始露出一丝愠怒，尼玛这是打脸啊，老子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态表了，你狗日一来就扇耳光。
宁长河更是恼怒，他是挨过整的人，最恨的就是这种乱扣帽子的，把手里的茶杯一顿：“就事论事，扣什么帽子，什么时代了都。文字是拿来玩的吗！”
仗着自己是出版社的老板凳，张副主编一梗脖子，正准备跟新来的总编掰掰弯子，被蒲清泉沉稳的一声：好了，张副主编你的想法说完了，先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一下就把他给摁在了椅子上。
会议室里火药味起来了，其他几位副主编都相互看了眼。见没其他人接着，姚副主编就接过话头。
“我比较同意郝主任的意见，这书稿从题材上来看，很是新颖，可以说开创了这种类型的先河。金融行业我们都不熟悉，是危言耸听还是哗众取宠，不是自己熟悉的，没做过调查，暂时是没有发言权的。另外，作者在内容介绍里也注明了，是想通过揭示国外金融家阴谋抄纵金融机构牟取巨大利益，从而对我国起一个警示作用。立意上我看是没有问题的。”
姚副主编说话比较中肯，蒲、宁二位脸上好看许多。这才对头，要本着客观就事论事，不能看了个开头，就乱放炮，乱扣帽子嘛，又不是运动时期。
接着姚副主编，后面众人陆陆续续的，都把自己的想法谈了谈。除开不知道什么原因，而刻意刁难的张副主编，其他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合作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模式，是不是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以再议。
二、书是好书，基本可以预想，一旦出版，肯定是能大卖的。而书稿本身质量方面也没什么大问题，没有涉及到本国的政治、领袖人物（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在我国出版图书，凡涉及到国家领导人名字的，必须要在新闻出版总署做重大选题报备。无论书里面说什么，只要沾上那些名字，就得走这个流程。重大选题报备后，稿子还得经过总署审核，这个时间一般是六到七个月。），也没有涉及到泄露国家机密，宣扬任何政治理念，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等违规的内容。但书稿是否会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书中所提的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的抗议，由此而引起外交纠纷。
第一点倒是可以解决，毕竟现在出版社也要放开搞活，发展是第一位嘛。
但第二点，确实比较恼火。不说现在的出版形式，就是尚文远在前世就碰上过。
当时双江出版社接到一本东北抗日题材的小说，作者历时十多年，采访了数十位还在世的老英雄。基本上还原了那段历史。当时都觉得很好，把书咕噜一下出了，还准备拍电视剧。书很畅销，在当时很是有些影响力。
但坏菜就坏在这个很有影响力上。
这书不知道什么时候传到东北隔壁那个国家，二胖的手里了。
二胖仔细看了书，然后就问外交部的：怎么不写我父亲呢？把我父亲放在什么位置！
这下完蛋了，外交部一转头就发文质问双江出版社：怎么搞的，一点不讲政治，不讲大局。
最后的结果是，那一届的领导班子，头给撸了，责编给撸了，捎带还有其他经济处罚。最厉害的是，图书全部收回，销毁，图书信息各个渠道全部删除，直接就给禁了。
外交无小事，这就是尚文远见过的最鲜活的例子。
问题不好办，领导为难了。既想留住书稿，又想不出纰漏，两全其美的办法，好找吗？当然不好找。
但既然是群策群力，当属下的肯定得为领导排忧解难。
一下午，会议室里抽烟的抽烟，争吵的争吵，拍桌子的也拍桌子，反正是乌烟瘴气一团糟。
争吵来争吵去，最后确定了一点，那就是山里巴人所提出的合作模式，可以作为以后拓展书稿来源的一个新点子。是可以采用的。
但对书稿内容是否采用，有什么办法能规避风险，却仍然没个头绪。
这时候的出版人，一个个节操还在，不像尚文远前世的那些出版人，节操都碎得满地，捡都捡不起来。
这时候的出版人，不仅仅要考虑文字质量，不能拿出来给人痛骂满篇白字病句。还要考虑书的内容拿出来是否会引起社会**风气。那句“图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可是鼓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良心出版人：坚决不能从手里做出毒“粮食”来。
而眼前的这部《货币战争》究竟是医国良药，还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精神**，会议室的众人不得而知。他们对金融可以说一无所知，和当前众多的国人一样。只是觉得，所谓金融，就是银行，就是存钱，就是利息。但金融业的那些道道，连听都没听说过。怎么来评判书里的这些东西是怎么样的？
最主要的，事涉外国！但有的愣头青不怕，在那叫嚣：怕个毛啊，他们发生的丑事，凭什么我们不能说？不服？那再来打过！三八线都给老子划了，还能怎的？
这自然被老成持重的人给摁住：你娃少冒皮皮，现在是和平年代，是发展，经济才是第一位。
好了，吵到最后彻底歪楼了。
蒲清泉一看这情形，和宁长河咬了咬耳朵。这事情，靠现在屋里的这帮王八蛋，是靠不住了。
得，上报吧。把问题交给上级，是死是活，就那么一锤子买卖。
看着还在争吵的众人，蒲清泉一招力劈华山，猛然一掌拍在桌子上，大喝一声：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