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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拨人。”
姜星火在内心深处，由衷地发出了感叹。
至少说心里话，姜星火也只是打算复兴一下汉儒，并且给实学的源头梳理清楚而已，并没有打算把学术界倒退回经学时代。
这时候，他就不得不出来说几句了。
姜星火轻咳了一声，说道：“我倒是觉得这汉儒与宋儒的划分有些偏颇，汉儒不但通经致用，也传承孔孟之学，所谓汉儒与宋儒，区别之处更多的在于汉儒研究经学，因此多喜微言大义，而人性之论，汉儒依然渊源于孟子，朝廷尊重荀子不假，但也未见得就要彻底否定孟子；朝廷想要复兴汉儒思想不假，但同样也不是说就要把宋儒一并埋入土里，要真是如此，岂不是天下大乱了？”
姜星火这话，自然是真正意义上的有一说一，属于很公正的说法了，不偏不倚，因此，众人都觉得客观。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变法虽然要有变革，但变革不是让你走极端，做事情总要循序渐进的来，对于思想界来说，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这么多年了，下个政令变了容易，那拿什么来承接？怎么面对无数读书人的反噬？总该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姜星火已经实现了变法在思想方面被世人所认可，接下来，就是把新学思想慢慢推广开来，同时用心学来分流理学，如此一来，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潜移默化，理学的主导地位，自然就被调换下来了，这才叫水到渠成。
没挖好引流渠就直接炸大坝，这不叫整狠活，这叫找死。
“那依您看来，现在《明报》上讲的这些大儒刊登的‘经史分流’之类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
方姓士子很认真地请教姜星火。
姜星火笼着手，身子靠在窗边，微微斜侧过来。
“我理解的意思，经史分流也好，研究《王制》的指导意义也好，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彻底推翻理学，而是说，很多东西，不是研究理学能做到的。”
“通经致用、经世致用，讲究的都是实用。”
“所谓通经致用，意思就是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起而可行’，也就是说，不能有程朱理学这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弊病。”
“至于为什么要研究‘经史分流’？经术是治学的基础，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吧？”
士子们纷纷点头，这个是没疑问的，毕竟会试第一场按惯例就是四书+五经，现在是五书+五经了，但加了《荀子》是一码事，五经总是没变的。
而五经，传承的就是经学的那一套，虽然最重要的《春秋》微言大义给整的已经没学子重视了.但不管怎么说，经学始终是没断传承的。
姜星火又道：“经学是治学的基础不假，但若论运用方法，历史更为重要。”
“人不读经书，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无从治其国家。”
“今日提经史分流，大约便是这个意思。”
“同样，为什么要提《王制》？这个事情方才我说了，但没细说，其实研究的再深刻一些，说穿了也简单，无非就是《王制》等礼乐的用途，并非是为了恢复上古时期的冕弁之服、鼎俎之设，而在于考究上古典章制度，明确文化制度发展，为今日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这就是‘通经致用’的实际用途了。”
姜星火其实没说几句，但句句都在点子上，让这些落榜举子，是真的觉得自己好像看问题的层次和深度，骤然被拔高了好几个等级。
方姓士子加着小心，本想就此打断，但还是忍不住低声来问道。
“那为何又要梳理古文、今文学派呢？还请您不吝指点。”
“古文、今文学派是怎么回事，知道吗？”
姜星火问的这个问题，还真不是瞧不起这些举子。
对于这个时代，专心于通过科举这块敲门砖走入仕途的读书人来说，除了科举相关的书籍，其他一律都可以归于“杂书”范畴。
科举考什么，之前已经说过了，而在科举考试的默认比重里，第一场四书五经八股文＞第二场试论、判语、诏诰表＞第三场时务策问。
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考试，这些东西，早就有完整的训练手册了。
虽然大明没有《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但类似的东西，是不缺的。
譬如诏诰表这些东西，都是有固定模板的，多准备几套，照着往里填，你写的不好不要紧，只是正常得分，拿不了满分而已，但本来这些涉及到历史的东西占比就不高。
至于第三场考的时务策问，在唐宋时代，这是科举重点之一，可在明代，属于是考官都懒得看一眼，像是今年甲申科这么明令重视时务策问的年份，反倒是极其罕见的。
所以在真实的备考条件下，为了节约时间追求效率，考生们对史书内容不太了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考的四书五经，里面的五经虽然是经义，虽然跟经学脱不了干系，可说实话，这时候考的最多的就是《诗》《易》《书》，《礼记》和《春秋》基本不怎么考，四书五经是要靠八股文的，也不需要考生去了解这里面的历史。
因此，要是这些落榜举子，对于古文、今文学派的历史渊源一无所知，姜星火也不会很奇怪。
但这里面的陈姓士子，倒真是爱读书的，这时候竟然能流畅完整地答出来。
“经学源头，乃是西汉汉武帝建元五年，施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设五经博士，以通经作为选拔官员之标准，由此有了经学，而经学分为古文和今文两派。”
“今文经学是指以当时的文字，也就是汉隶写成的用来给人阅读的经文，讲求通经致用，使经学它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同时阐发六经中的微言大义。”
“古文经学则是用先秦篆书写的经文，是复古派的作品，一开始只是在民间流传，认为孔子述而不作故此六经皆史，主要研究六经的本意，因为是用篆书写的，而且先秦各国文字不统一，所以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考释、文字训诂的治学方法。”
这个答案是很标准的，实际上一开始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区别很简单，也就是对于现实政治与学术研究的不同偏重上，今文学派更关注于现实政治，把孔子当做政治家，认为六经是孔子在春秋时期“托古改制”的政治手段，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对经文的解释来给董仲舒的一系列变法赋予思想和法理上的依据，即“六经注我”。
而古文学派在最初则是更专注于学术研究，把孔子视为一名史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前代留下来的史料，孔子是记录者，所以才要通过名物考释、文字训诂这些方法，以类似考古的手段，来对六经的微言大义进行复原，然后再阐释出来，即“我注六经”。
“那古文和今文学派后来呢？”
这个众士子就答不上来了，还是柴车帮忙解围：“后来，大约是变了味了，都成了汉庭内部斗争的工具，譬如西汉末年刘歆大力提倡古文经学，激烈批判今文经学，遂引发了持续两百多年的古今文之争王莽就是古文学派的执牛耳者，建立新朝后就将古文经版本的《周礼》立为官学。等到了东汉，则是郑玄以古文经为主，兼收今文经，重新遍注群经，统一了古文、今文两大学派。”
姜星火似是有些刨根问底：“再后来呢？经学忽然就没了吗？直接过渡到北宋五子的理学了吗？”
“这”
这次柴车也答不上来了，柴车看了看郭琎，郭琎也不知道。
如果姜星火不问的话，其实平常他们好像也不会去想这些问题。
就好像，从三国到北宋这740年的历史，一直在打的头破血流，学术思想就像是断层消失了一样。
那么，真的消失了吗？
当然不是。
那为什么现在的读书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答案也很简单，这就是程朱理学故意制造出来的、人为的“学术历史断层”。
这段从三国到北宋的思想史不是不存在，而是被程朱理学刻意屏蔽掉了。
之所以要屏蔽掉，是因为程朱理学的道统，是直接从孟子那里过来的，所以中间这段时期的学术思想，大多是跟程朱理学不符的，即便不唱反调，也合不到一块去，就干脆都屏蔽了。
程朱理学从来不讲这些历史，甚至如果不是经学的影响力太大（五经没法绕开），经学的东西，程朱理学都不怎么讲。
现在的读书人都不怎么了解经学的历史，自然更不可能了解经学以后，到理学出现之前，这段长达740年的历史，华夏的思想界，到底是怎么变迁的。
“三国以后，南北朝时期，正如地域上南北分治那般，思想上也分裂成了两部分，也就是北朝经学和南朝经学，即‘北学’、‘南学’。北学墨守东汉旧说，以分析解释先秦儒学经典的章句训诂学为主，走的是古文学派的路子。而南学则是偏离了今文学派的路子，历经宋齐梁陈，受到了佛教的极大影响，演变成了玄学，主要发挥《礼记·中庸》里面的天命心性之说。”
“你们猜猜，为何会有这种区别？”
陈姓士子答道：“大约是北朝皆是异族入主中原，学术研究受到压制，既不能托古改制，也不能承认异族天命，所以只好埋头于故纸堆中而南朝则是北伐无望，即便有白袍入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诸如梁武帝萧衍等皇帝沉溺于佛教之中，长期歌舞升平，失去了奋争之心，自然就只能谈天命心性了。”
姜星火点点头，有些偏颇，但大差不大。
实际上，北朝的儒者也没那么有骨气，甚至到了南北朝中期，北朝就已经自认中原正统了，高门大阀们瞧不上那些南渡的，认为南方才是蛮夷之地，而南朝也是这么想的.
“南北朝结束，到了隋唐时期，孔颖达与颜师古等人编写《五经》义训，总结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玄学和北朝章句训诂学各自的特点，由此对前代纷杂经说进行统一整理，编撰出一套统一的经书注释为标准，使士子学有所宗，科举取士有所依据。”
义训，就是依据传注而加以疏通解释之意。
这个版本的《五经义训》或者说《五经正义》，其中《毛诗》与《礼记》主要采用郑玄注释版本、《周易》主要采用王弼注释版本，《尚书》用孔安国传、《春秋》则用左传，在借鉴前儒的基础上，孔颖达删修笔削数易其稿，史书记载“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最终稿的质量相当之高，因为有所取舍侧重，所以基本上没有官修书籍普遍杂而不纯什么都往里塞的毛病。
实际上，孔颖达不仅开创了“义疏派”，成为唐代官方经学的标准，并成为科举考试教材，而且其人画像在贞观十八年就进了凌烟阁，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逝世的时候直接是陪葬昭陵的待遇。
可惜，如此一代儒宗，在程朱理学的刻意掩盖下，基本没什么人知道了。
至于为什么掩盖，主要原因就是朱熹在注释四书方面下的工夫很多，但五经则不然。
朱熹一本《四书章句集注》，确实可以自傲地说注透四书了，这个没得黑，姜星火也得承认。
但五经方面，书类，朱熹没注过，诗类的《诗集传》，易类的《周易本义》，礼类的《仪礼经传通解》，都只能说水平有限，春秋类的话，朱熹没正经注过，《资治通鉴纲目》算是他史学观点的体现，但经学是最讲究诂训的，朱熹这种喜欢断章取义另创新解的选手，在经学这种发展了近千年的完整体系面前，根本就没有断章取义的余地。
为什么？
因为能解释考据的地方，早就被古文、今文学派和后来的南、北学，乃至唐代“义疏派”解释考据完了。
所以，朱熹所以五经方面并未超过唐代《五经正义》的体系，也就不愿意多谈了，自然就会选择掩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