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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这井泉，就唤作“美人泉”。
诸葛井
三国末年，魏兵入蜀，诸葛瞻、诸葛尚父子战死于绵竹，后人敬其忠勇，遂将良泉名之为“诸葛井”。明李德杨记述绵竹大曲酒说：“代仪充十物，却病比人参。盖纪实也。惟西南一线泉可酿此酒。”此即指诸葛井泉水。
杜康醉刘伶
民间传说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死后被玉帝召至天庭，封为酒仙。西晋时有一个嗜酒放诞的文人叫刘伶。玉帝为了点化刘伶，就派杜康下凡，在洛阳龙门附近开了一片酒店。刘伶觅香而至，三杯后大醉了三年才醒。这就是杜康醉刘伶的故事。
鸩酒毒渐高
据《南唐书·申渐高传》记载：南唐皇帝李舁顾臣子周本威望太高，难以控制，想杀掉他。有一次，李昇倒了一杯鸩酒赐给周本，企图毒杀。周本察觉了皇上的意图，用御杯分出一半酒说：“奉给皇上，以表明君臣一心。”李舁当即色变，不知如何是好。此时，为帝王演戏奏乐的优人申渐高见此情景，边舞边走了上来，接过周本的酒说：“请皇上把它赐给我吧。”说罢，一饮而尽，将杯揣在怀中走了。李异立即暗遣人带着解药去给申渐高解毒，未等药到，申渐高已死，这便是“鸩酒毒渐高”的故事。
毒酒——神药
《列子》中曾记载扁鹊用“毒酒”为人医病的故事，说有两个人去求扁鹊治病，扁鹊为他们作了初步治疗后，对他们两人说：“你们一人志强而气弱，一人志弱而气强。如果把你们的互相调换，那就会治好病。”于是扁鹊让他们喝了毒酒，让他们两个迷死三日，剖胸换心，果然病都好了。
远古酒文化就已经非常发达了，以致有商纣王耽于酒色而丧国之说。我国远古神祀宗教深深浸染了浓厚的酒文化特色。远古神祀宗教不但不禁酒，而且把酒作为祭奠神祉的重要供品，甚至还设有专门掌管宗教活动中敬酒事项的官职，称为“酒人”。据《周礼·天官·酒人》记载：“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奉之。”现在出土的殷代古墓随葬品中多有酒具，也是这种事实的照。早期道教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并不一概忌酒，至于是否仍然以酒作为祭品，还有待考证。不过道教沿用了祭酒的称号，用来称呼神职。张道陵在蜀中创立五斗米道，设二十四治，治首即称“祭酒”。祭酒原为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乃德高望重者才能担任，五斗米道沿用此名，说明早期道士所行宗教职能与原来的祭酒有相同之处。后来，道士的称谓有了很大的变化，祭酒只成对道士神阶的称谓之一，如道教经书《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说：“所以称为道士者，以其务营常道故也.”并指出道士有天真道士，神仙道士、山居道士、出家道士、在家道士、祭酒道士六阶。
道教戒律是约束道士的言行，不使陷入邪恶的条规。早期的道教戒律并无不饮酒的条规。现存较早的道教戒律五斗米道《老君想尔戒》，分上中下三行，每行三条，共九条皆无戒酒之条。
金代全真道出，丘处机始创传戒制度，入道者必须受戒才能成道士。明末清初王常月创全真丛林，全真道龙门派声势大振，该教的《初真戒律》、《中极戒》、《天仙大戒》等合称“三堂大戒”，多达数百条，其中大量吸收了佛教五戒和儒家的名教纲常思想，对生活各方面均做出规定。这些教规中有明确的不许饮酒的戒律。此时的一些教内文献，还明确了违反这些教规的惩罚办法，例如《教主重阳帝君责罚榜》便做出“四酒色财气食荤，但犯一者，罚出”的规定。
道教历代仙真、历史人物中也多有与酒有不解之缘者。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八仙故事较初即与酒有关。八仙之名从晋代即有，人们对可集在一起的八位名流都可称为八仙。在唐代，人们盛称的八仙，在名义上乃因共好酒而成挚友的八位士大夫，是指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进、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把他们叫做“酒八仙人”。他们的酒友诗谊已成为千古佳话，杜甫《饮中八仙歌》更是脍炙人口：“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至于今天较流行的八仙说法，是信道之士在此基础上历代不断编撰，直到明朝才确定下来的。
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所说的八仙是李铁拐、钟离权、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即是现在人们所谓的八仙。在道教仙真中甚至有仙真因酒而得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