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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但是毕竟是工业时代的初期，许多家庭对于弃婴问题依旧是不够重视的，这其中就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思想上的问题了。
他们天然认为女的就是不如男的值钱，所以生下女的就是赔钱货，是在替别人家养媳妇，这种思想甚至在现代还有很多人会有，这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思想，男女平等的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孩儿也不会因为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从而忘记掉自己家的人们父母，但这种思想就是在这个社会十分盛行，即便是在现代的中国许多农村地区，这么想的也不少，这种思想上的观念，就不是通过金钱能够解决的了，而是需要思想上的改造。
这就需要动用媒体来进行更大的宣传，且报纸还远远不够，毕竟报纸是认识字的人才会去看，一般带有这种迂腐思想的人，往往连字都不认识，所以报纸是没有用的，还需要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告诉民众，男女之间的差别不应该这么大，人们应该改变这种思想对此朝廷倒是出了很大的力气。
原本朝廷保持中立，是因为思想上的斗争，朝廷并不想参与，朝廷是负责治理国家的机构，而不是改变思想的机构，但随着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朝廷也无法对此熟视无睹，且在这个国家，除了朝廷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快速建立起人们心中的道德，恐怕再也难以有这样一个机构可以改变这一切了，所以朝廷选择站出来，改变这一切。
各个县城全部都要派出捕快和宣传员，去每一个村庄，即便是再偏远的村庄也必须去，然后在当地驻点，告诉当地人，弃婴将会判什么样的罪行，同时徐清还计划着一项新的工作，那就是捕快驻村工程。
在古代中国，流传着一句话叫做“皇权不下县。”意识是皇帝派出来的官只管道县这个级别，至于下边的村子，乡镇则由当地的士绅来进行管理，也就是所谓的自治，这种管理相对来说成本要低一些，但在工业革命之后，这种管理显然是不够的。
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住在农村，而这些人口朝廷是无法直接进行管理，而是要依赖乡绅来管的，这种事情自然是不靠谱的，所以在中国古代，经常会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对于基层的管理并不牢靠，不像欧洲，欧洲很少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封制使得，政治权利可以触碰到这个国家的最底层。
每一个民众都是分封制下的一个阶层，彼此之间互相形成金字塔的格局，这就是分封制的好处，十分稳定，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徐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必须加强对底层的控制，以此来保证自己的改革不会被地主阶级所威胁，这一点十分重要，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便是因为他得罪了当权派，尤其是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除了收农民的地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收入便是高利贷，农民需要青苗来种植土地，而地主租界给他们，从而获得庞大的收入，而王安石通过青苗法剥夺了他们在其中的利益，这自然遭到了他们的记恨，而在农村这个单位，朝廷的影响力十分薄弱，基本属于一个又一个的自治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能够做手脚，最终导致青苗法的破产。
而徐清则不同了，他十分清楚的认识到，若想要改革社会，首先要做的便是改革政府，政府率先改革，使得政府要适应新的社会制度，从而才能更好的把控改革，就像商鞅做的那样，要想能把控住改革的节奏，首先要抓住秦王的心，再来便是统合整个国家的政治资源，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一条取消掉，然后将世袭的官位也给取消掉，如此一来，官员任命全部出自与己，将国家大权集中在手里，然后再去改革整个国家，自然是无有所不成的。
而王安石却是率先进行社会变革，然后再进行政府变革，自然会引发整个朝廷的内乱以及国家的混乱，徐清吸取了这个教训，所以当他面临眼下不安的局势时，他的第一手便是率先进行国家制度的改革，其中对于地方上比较重要的一点，便是将行政机构从县这个级别延伸到乡镇这两个级别，在镇设立卫尉，在乡设立卫所，增加对于地方的控制权，以保证整个国家纳入在国家体系中，任何地方只要有风吹草动，当地的衙门立刻就能知道，瞬间就能做出反应，这些卫尉和卫所，就像是朝廷安插在这些乡镇中的眼睛一样，不停的帮着朝廷寻找着妄图颠覆朝廷改革的那些人，将他们找出来，然后进行惩罚，这是徐清之所以能够改革成功很重要的一点。
但从现代角度来看，单单是安插到乡镇似乎也不够了，村子才是宋朝行政上最为基础的单位，而在这么多的村子上，朝廷却没有安插一个人进去，这些村子都是自治的，由他们内在的族老进行统治，这些族老不懂法律，只懂自己的宗法，利用宗法来进行惩治，根本就没有法律精神可言，以前徐清不想管，但现在却必须要管，将朝廷的触手伸到这些地方去，几乎已经是必然的事情了。
但如何做，还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如今宋朝土地上，人口超过一百三十人以上的村庄数量在二十万个以上，就算一个村子放一名捕快，那也是四十万名捕快，如今宋朝全国的捕快也不过三十四万人左右，突然之间增加四十万名的捕快，朝廷开支从哪出暂且不说，光是从哪找这么多的人就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但问题再严峻也必须要解决徐清已经下了决定，这件事就是要做，那么谁也阻拦不了。
不能让这些村子成为不法之地，任由当地的宗法来进行管教，这是绝对不行的，朝廷的法度必须成为全民的共识，只有这样法律才能成为人们心目中正义的准绳而不是什么个人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