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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左支队千余人涉过托勒河，翻越托勒南山，进入了蒙古族牧民游牧的草原地区，然后沿疏勒河顺流而下，经扎尔马格等地，于4月上旬到达肃北县盐池湾乡的考克赛。
这时，黄火青、曾传六带领的十几名先遣队员发现当地有新过的畜群踪迹，便同向导等人找到了牧民群众诺尔布藏木。诺尔布藏木同意卖给左支队一批牛羊，并为左支队担任向导。
左支队在考克赛休整两天一夜后，在诺尔布藏木的带领下，沿着汹涌澎湃的疏勒河，经五日行军，越过查干布尔嘎斯、野马河滩、龚岔大坂、大龚岔口，于4月16日黄昏时分来到石包城。
石包城主要是泥土房子，散居着十来户蒙汉牧民。左支队后勤人员给当地牧民们讲解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并向他们购买了一些粮食、盐巴和牛羊。
4月1日，毛ze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甲）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号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jiang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乙）望你向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万一要枪可以给他，人员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如“两马”不易说通，可改由朱绍良负责处理。交涉时间在十八日后为妥，免生阻碍，但事先可探听行营是否知此消息。
从此电报可看出，毛、周这时还认为左支队下一步的目的地是敦煌，并且注明左支队可通过缴枪的方式换得人员安全。
季米特洛夫日记表明，4月1日他曾“致信斯大林，关于中国西路军问题”。此信尚未查到，但可以推断，很可能是汇报西路军失败情况，并请示已在霍尔果斯口岸滞留四个月的陈云等人进新jiang事宜。因为五天后的4月18日，陈云等人终于“收到中gong驻共chan国际代表团的电报，要他们五人‘急速前进’，去赶上到星星峡的队伍，以便回转国内”。“4月日，陈云等人抵达（乌鲁木齐）后，‘任务已经变更’，是要他们‘到星星峡去把西路军的残部援救到新jiang安全地点’。
遵照中央指示，叶剑英通过多次与顾进行交涉，于4月15日复电中央：“顾已电马敦煌部队勿再攻击。”
从这些史料分析，问题应出在与顾祝同的交涉上，要么是其搪塞中gong，要么就是其虽然下了命令，但马步芳却一意孤行，紧急向安西增兵。
16日17时，西路军工委致电致电刘、张并转军委，提出改向安西前进，并要求派人到星星峡迎接他们：
“㈠我们今十六日到石包城，距安西两站半路，距敦煌四站。
㈡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进。请设法与新jiang交涉并请远方派人到星星峡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
㈢我们全部只八百五十人，困疲至极，急需待机休整。
㈣特急请即复昨日来电，你们是否收到，我们万万火急报。”
4月0日，毛ze东、朱de致电援西军转西路军工委：
“远方对于西路军进入新jiang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达到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可以看出，中央这时依然认为左支队是经敦煌而不是安西。中央料到这是是非之地，要求左支队最迅速地向星星峡前进。
4月1日，左支队在诺尔布藏木的引导下，从石包城出发，过上水峡口、横巴浪沟，翻越搂搂山，上下路口湾，沿踏实河（榆林河），于4月日到达与榆林窟毗邻的蘑菇台子，走出祁连山。
这时，黄火青找到诺尔布藏木，对他说：“谢谢你，我们一连九天没出事，这全是你的功劳。”接着他送给诺尔布藏木三个大元宝、三两五钱黄金作为红军食用他家牛羊的代价；又送给他一支步枪、一匹马作为酬劳，并嘱咐他要另走小路，以防碰上马家军。
当时榆林窟主持道士是郭元亨，寺庙有耕地近百亩。这里是过往香客和进山商人的必经歇息之地。
左支队到达蘑菇台子后，郭元亨道长不但安排了红军宿营，而且支援红军小麦石4斗、黄米6斗、面粉00余斤、胡麻油0斤、硝盐4口袋、羊0只、牛头、骡子1头、马1匹。
翌日晨部队离开时，程世才给郭元亨道长写下了支援红军粮食、牲畜的证明，并代表红军指战员向郭道长表示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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