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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觉得明朝，尤其是中后期的选官制度也是有待商榷的。
朱元璋觉得，在天幕的嘴里,他的大明似乎千疮百孔,处处漏风，没什么好的地方。
麻了。
没错,u接下来要和大家讨论的，就是大家经常听说过的一类官员。
翰林。
翰林学士是内阁阁臣的重要来源，甚至到了明朝中后期发展出来“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样的选官潜规则。
让我们来康康这种说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以及它的优缺点。
有点子荒唐
翰林虽然是近臣,可是不通庶务怎么能当好主政官员
要说翰林，就不得不先说说科举了。
唐代开科举时有数十科之多，进士只是其中一科,考的是诗词歌赋和时务,为啥呢因为进士的目的就是选拔适合充任皇帝文字处理,顾问建议职务的人。
说白了，就是招秘书。
问题在于,这不是普通人的秘书,而是皇帝的秘书
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首长的秘书那就是相当于半个首长，即使地位比他们更高的人也要客气恭敬。进士于是成为科举中最显贵、最清闲、提拔最快的一科,很快压倒其他科,成为科举的代名词。
而且，由于进士这一科设置的原意是招秘书，所以不管是唐宋考诗词歌赋还是明清考八股，都不涉及实务,仅仅是道德文章。即使是八股中的策论，也属于“键政”一类的清谈。
因为进士考试内容和职务需求是相匹配的。
到了唐玄宗时期，又从这些进士出身的文学侍从中选拔优秀人才，来充任翰林学士，专掌内命由皇帝直接发出的极端机密的文件，如任免宰相、宣布讨伐令等。
由于翰林学士参与机要，有较大实权，所以当时号称“内相”。
从这个时候开始，宰相等高官的升迁便有了两种路径。
一个是传统的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浊流迁转路线，一个是翰林学士型快速超擢的清流迁转路线。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这句话是唐玄宗时期的名相张九龄说的，但跟张九龄同时期的奸相李林甫就完全没有州县的基层从政经历，走的都是“太子中允”、“国子司业”、“御史中丞”这种典型的清流路线，然后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始宰相生涯。
到了明代也是延续着这两条路。
朱棣心里有些明白问题在哪里了，这个锅怎么着都得算在他头上吧
其实他觉得他的大胖儿子天天带着内阁那些人处理政务也挺好的，毕竟他自己在治政方面的能力有些欠缺。
先说清流。
内阁的定位一开始也只是词臣，如果说的更准确一点，就是广义上的“翰林学士”，是纯粹辅助皇帝履行“代王言”的职能。
朱
元璋当初废除宰相设置这些大学士顾问的时候，明明白白说的就是“辅官”。大明朝廷的政治运转，等于是把传统的宰相权力进行拆分。在明廷中，最终决策权在皇帝、批红权下放给司礼监、六部有政策执行和方案粗拟之权，科道系统有封驳监察权。
这套制度下，皇帝成了实际上的掌舵人，内阁是出谋划策、整理文书的师爷，约等于我们今天的办公厅、秘书室、侍从室之类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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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阁老、内阁大学士，本质上还是“学士”，是词臣，是皇帝的政治秘书。
所以你们看，内阁的最开始的出身是和翰林一样的，他们都是一家人，弘治、万历两朝曾两次修明会典，就直接把内阁放在翰林院的下属。
朱元璋狠狠点头，简直说到他心坎上了
他心里就是这么打算废除宰相，瓜分宰相职责的。不然成天弄这么个“副皇帝”在身边，想变成权臣还不是轻而易举
而因为内阁这样的出身，所以它的选拔方式也是偏向于翰林院那种“做题家”的方式。
要先考中进士，才能取得入场券，更高级、更清贵的，那要属庶吉士。
庶吉士的选拔被称为“馆选”，一般是在进士科的第二和第三甲中进行选拔。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个人不用选，直接会被授予翰林修撰、编修的职务。
二三甲的进士想要参加馆选的，要在观政一个月内，向礼部呈交自己平时所作的诗、赋、论、策共十五篇。
礼部在审阅之后，会将这些作品进行编号整理，这一过程不会暴露考生姓名，然后交给翰林院。
翰林院在查阅之后，觉得可以就可以按号择人，然后再由礼部与内阁出题对考生进行考核，本次答卷的水平如果和先前送上来的文章水平相近，就算是通过了预选。
庶吉士的管理和考核非常严格，平时会有馆课，每月还有两次阁试。馆课就是日常的课业，由馆师每日检查督促。
阁试相当于月考，题目由内阁大学士所出，成绩要进行登记造册。在三年之后，庶吉士学成，就算是毕业了，称为“散馆”，之后就要给他们授职。
庶吉士们在毕业之后，会根据历次阁试的成绩定等，表现优异的就可以留在翰林院供职，其余的也可以在京师担任给事和御史等科道职位。
由于庶吉士都是这样优中选优，所以也因此成为阁臣的重要来源，被称为“储相”。
朱棣“好复杂”
朱高炽轻轻咳了一声，小声提醒道“父皇，其实洪武时期就有庶吉士啊，皇爷爷选取一部分进士进入六部观政学习，这些人就是庶吉士。”
朱棣不高兴，瞪了他一眼道“这个朕知道”
他感慨的是后面发展出来这一套复杂的考察、选拔制度。而且听天幕的介绍，后来的这些庶吉士怎么只待在翰林院里，没有进入六部学习
而另一条对应的所谓浊流，那就是普通的那些进士、甚至
举人，从七八品的小官开始做起，一点点的熬资历、迁转，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外放到地方做长官，主政一方，最后熬个二三十年，能进入到六部做个侍郎或尚书。
由于明朝前期内阁还没有那么大威势，宰相的权力一部分分给了六部尚书和侍郎，所以这一路，也可以看做是非常传统的“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一种变形。
于谦就是在外地做了十九年的地方官，天南海北跑了个遍，熬死了两任皇帝，才在土木堡之变前刚刚调回京城当兵部侍郎。
在内阁刚成立的时候，作为一个顾问性质的秘书团，是决不允许与外廷发生直接公文往来的，大九卿的文件也不会上报内阁决策。那时候的内阁，主要是按照皇帝的意愿提出意见，并报司礼监披红后抄发六科、再要求相关部门执行。
当然啦，内阁怎么可能甘心呢
前面咱们梳理过有明一代，以皇帝为代表的“君权”和以内阁为代表的“相权”之间互相斗争的脉络。
其实文官就是铁板一块么那必然不是啊
前面提到的所谓“相权”，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而采用的一个名词。实际上，明朝的内阁从未在法理和国家制度上有过真正的“相权”。
天启朝的内阁首辅、东林党大佬叶向高就说过“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掌，终以取祸。”
内阁虽然能够通过各种票拟、草拟诏敕的方式影响皇帝决策，但说到底它的权力始终需要依附皇权，甚至在六部等外廷官员看来，内阁一开始代表的是内廷，是皇权，是皇帝管理他们这些官员的另类“通政司”。
这种冲突一直到嘉靖时期，靠着夏言、严嵩连续两个强势的内阁首辅，终于是“东风压倒西风”，把内阁置于六部之上，内阁才开始逐渐具有威严性，直到张居正时代，到达人生巅峰。
这也代表着清流路线逐步胜出，完全压倒了传统的履历地方浊流。翰林出身的官员自然也是一路水涨船高，尤其庶吉士，成了第一等的“人上人”，傲视群雄，再也不是服侍皇帝的词臣了。
朱元璋行，抖起来了。
这种膨胀，其实再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就有苗头了。
明朝宫廷在上元节有张灯、于鳌山燃放烟花的习俗，这是从永乐、宣德以来的老传统了，一始规模很大，花费确实比较多，毕竟新春佳节嘛，宫中的太后、皇帝、皇后、嫔妃们也都爱看热闹，顺便也让文武群臣、在京军民百姓一同观看，与民同乐。
于是成化三年的腊月，明宪宗也按照惯例准备张灯结彩、举办鳌山烟火。
元宵佳节，如此盛会，没有诗词歌赋吟咏一番大明盛世怎么行呢于是就命令翰林院的学士们准备撰写几首应制诗词，到时候为新春助助兴。
不料此举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了
经过永乐、宣德直至正统、景泰、天顺等几朝数十年的发
展，内阁、翰林院的地位水涨船高，而作为未来储相的翰林学士们更是自视甚高，皆以未来宰辅自比。
我等堂堂储相，是国家未来的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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