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洛朔党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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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投降汉朝，刘邦死了之后又辅佐汉惠帝，每跟一任君主都混的风生水起。

    刘邦得了天下之后觉得手下那帮人还像以前那样对自己没个礼数不像话，于是就安排叔孙通制定了一套礼法，用来规范文武百官对皇帝的礼仪，叔孙通很快便把礼法制定了出来，而且深得刘邦赞赏，马上在朝廷上施行。

    礼是好礼，可问题是制定礼法的叔孙通因为跟随了多位君主而被人诟病，汉礼推行的越广泛，叔孙通的名气也就越臭。

    苏轼说的枉死市叔孙通啥意思呢？就是说跟着叔孙通一起打天下的人全死光了，就剩叔孙通自己，人家不仅活下来，还制定了一套礼法来约束别人，你说气人不气人？

    朝里当官的都是饱读诗书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听苏轼这话那就是当场哄堂大笑，把程颐给气的啊，好你个苏轼，就你能是吧，你给我等着。

    程颐没有等太久，当年十二月，朝廷举行制科考试苏轼任主考官，除了一道题，说仁宗忠厚，但百官很多懒政，神宗励精图治，但百官很多刻意逢迎造成不良后果，应当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时任左司谏的朱光庭是洛党，看到考题立马上疏，弹劾苏轼诽谤仁宗和神宗。苏轼一看形势不对，这样下去又成乌台诗案了，于是马上上疏申辩没诽谤先帝的意思。

    右司谏吕陶是蜀党，上疏弹劾左司谏朱光庭是程颐的朋党，因为苏轼曾经嘲讽过程颐所以蓄意打击报复。

    一大堆奏疏送到宫里，有人为苏轼撑腰，高后一向爱惜苏轼才华，对所有弹劾奏章统统不予追究，强行把事儿给压了下来。

    蜀党一看高后向着苏轼，非但没能息事宁人，反而开足马力攻击程颐，程颐实在是招架不住，自请外放，不玩儿了。

    洛党哑火了，朔党又开火了。司马光原先旧党团队的核心人物很多都是北方人，司马光去世后，这些人抱团也形成一派人称朔党，时任御史中丞的刘挚、给事中傅尧俞、谏官王岩叟等人都属朔党。

    朔党是坚定的旧党分子，而苏轼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已经表现出了政治上的不坚定，尤其是与司马光在朝堂上的争论，更是被朔党视作背叛旧法。在朱光庭弹劾苏轼之后，傅尧俞、王岩叟也接连上疏，直指苏轼对先帝不敬。

    与压制洛党一样，朔党的奏疏也被高后压了下来，其实高后也并非压制哪一方，而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苏轼又是难得的才子，留在朝中是朝廷之福，什么讥讽先帝，太皇太后都不计较，一帮子外人瞎咋呼什么。

    可当时的朝廷上，党争的势头愈演愈烈，元佑二年年底，苏轼再一次主持制科考试，这次出题引用了曹操和王莽的典故，又被朔党大做文章，说苏轼在诽谤朝中宰相有曹操、王莽篡汉的图谋。

    朔党不停的攻击，苏轼疲于应付，萌生了去意，整个元佑三年一直在上疏请求外放，高后一直不准，最终到了元佑四年三月，高后见实在是留不住苏轼的心，批准了他的外放请求，苏轼出任杭州知州。

    回看苏轼元佑年间在朝廷为官之路，发现其实苏轼并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若不是高后爱惜才华一直护着他，早就被其他政敌弹劾贬官了，高后到最后安排他去杭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蜀洛朔三党打来打去，难道宰相们都没任何措施吗？实际上，宰相也不愿看到党争的局面，可问题是当时首相吕公着、次相吕大防范纯仁都是旧党，而蜀洛朔三党都是旧党的不同分支，你说你支持谁，打击谁？

    就是靠着三党的支持才坐上宰相之位，谁都不能支持，谁也不能打击，只能像高后一样，尽量维系稳定，让大家都消停下来抓紧时间忙工作，多为老百姓做点事儿。

    教员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旧党的大佬们辛辛苦苦推翻了新法，到头来换来了更激烈的党争，把国家搅得一团糟，何苦呢？

    大佬们苦那是大佬们的事儿，但眼看着要脱离苦海的苏轼却暂停了去杭州赴任的脚步，做了临行前最后一封上疏，为因言获罪的前首相蔡确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