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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赫连勃勃在极度不安之中病逝，他死后6年，大夏在北魏的进攻下走向覆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看到统万城时，感慨的莫名其妙：“奢侈浮华到这种地步，怎能不亡国呢？”
闻名天下的统万城被北魏军洗劫一空，此后沦为北方边镇之一。大夏的遗民和赫连氏却在战乱中生存下来，他们一部分融入吐谷浑，一部分融入鲜卑人，最终，他们的后裔都融入到汉族。
人，有时比环境更加顽强。
任杰带着几个白莲教的学生，来到黄土高原考察。
在蓝天黄土之间，任杰发现了埋藏在岁月之中的古城遗址：“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古城址，都被沙漠湮灭了，只留下荒废的废墟，有时候虽然相隔只有十几里路，一眼望去却全都是黄沙野草。”
这其中，最坚固、最完整的古城遗址，便是匈奴人赫连勃勃遗留在黄土高原的统万城。这座白城子，犹如旷野中的巨型战舰，沉没在陕北黄土高原。一千多年来，统万城不断被荒沙围困，最后深陷于沙漠之中。
唐朝安史之乱后，大批贫困农民逃难到陕北，开垦荒地，由于许多牧场陆续被开为耕地，游牧民族逐渐退出了这一地区。“茫茫沙漠广，渐远统万城”的诗句，便是说这一时期陕北一代的环境恶化。
宋朝建立后，以统万城“深在沙漠”，常常成为异族“聚反中心”为由，下令将此地遗留的居民强行迁入塞内。
大夏亡国五百多年后，陕北黄土高原被另一支流浪的少数民族占据，他们就是日后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
党项人进入黄土高原后，接触中原的经济、文化，生产技术逐步提高。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的首领拓跋思恭占据宥州，以这一地区为根据地，一边讨好中原王朝，一边发展军事实力。黄巢起义时，拓跋思恭打着勤王的旗号带兵南下，助唐朝镇压起义军。
随着黄巢起义平定，拓跋思恭被赐皇姓“李”，封夏国公，统辖夏、绥、银、宥四州，统领陕北黄土高原的大片地区。
陕北，就此成为党项李氏家族的基本盘，从五代到北宋，群雄并起，常年混战，党项人凭借陕北黄土高原的有利地形，多次抵御中原军队的进攻。
在此期间，党项李氏也曾险些失去自己的领地。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当时的党项首领李继捧是个“鸽派”，无力镇服党项诸部，向宋太宗请求入朝，并献出党项所辖诸州县。
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却不愿屈服于宋朝，他带着宗族亲信逃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银州，到地斤泽一带，号召众部落恢复祖业，与宋朝对抗。在逃亡途中，李继迁谎称其乳母去世，要以送葬为借口离开，同时将兵器藏在棺材中。
陕北至今还有个民间传说，李继迁从地斤泽杀回陕北时，在榆林附近遭到宋军围攻，粮草用尽，党项军的后勤人员不得不将原来屠宰的羊头、羊内脏等收集起来，并用刀剁成杂碎，煮熟后加入野菜，作为临时的军粮。这就是风靡陕北的名菜羊杂碎。
经过十余年奋战，李继迁重新夺回了陕北的银、夏诸州，并将党项人的地盘延伸到了草原，而李继迁也在西进的战争中箭身亡，战死沙场。
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继承其遗志，并实行东合西进的政策，向东与宋、辽结好，向西掠吐蕃战马、收回鹘锐兵，将政权中心从陕北黄土高原迁移到西北重镇灵州。
北宋宝元元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率领党项人完成向河西走廊的扩张，有了自立为帝的实力，于是废除宋朝赐予的封号、官职，自称“大夏”皇帝。
这个与宋、辽（以及后来的金）三足鼎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史称“西夏”。
在遥远荒僻的西北大地，党项李氏犹如一朵盛放在黄土高原上的狂花，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
在宋代，陕北黄土高原不仅孕育割据自立的枭雄，也诞生了世代戍守边疆的名将世家。
晚唐镇压黄巢起义时，党项人因为出兵助唐有功，被唐朝赏赐封地。党项族中，有一支折氏，徙居府州，在唐末五代长期依附于中原政权，即便是能征善战的契丹人，在攻打陕北时也难以突破折家军的防线。
府州折氏经营到第四代折德扆时，他为摆脱契丹的威胁，率部归附后周，继而归属于北宋。北宋时期，折氏为宋尽忠，成为了大宋西北边境的“守夜人”，一百多年间名将辈出。
折德扆之女，即民间所说的佘太君，嫁给了名将杨业为妻，她出生在军人家庭，嫁入杨家后也常辅佐丈夫杨业，于是后世将她描写成一位大义凛然的女中豪杰。
历史上，折德扆之子、折太君的兄弟折御卿也是一代名将，曾收复西北十五处州县，使契丹闻风丧胆。
有一次，辽军进犯，折御卿带病出征，他母亲听说后，想秘密秘密派人接他回家养病，折御卿却坚守前线，宁死也不回头。
折御卿托人带话给母亲，这段话成了他的遗言：“家世受国恩，敌寇未灭，御卿之罪也。今临敌，安可弃士卒自便？死于军中，盖其分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得两全？”我将为国尽忠，请恕我不能为母亲尽孝，这是折御卿的报国之志。
折御卿率军出征后，击退了辽军的进攻，但因为耽误了治疗时间，不幸病死于军中，年仅38岁。
此后，府州折氏的子孙驰骋于陕北黄土高原，又在宋夏战争中大展身手，直到北宋灭亡，府州面临外无援兵的困境，陷入金与西夏的包围，折家将力尽城破，黯然退出了黄土高原的历史。
西夏与金人联合攻下陕北后，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东界位于陕西与山西交界处的佳县。西夏疆域所说的“东控黄河”，便是指流经陕西与山西境内的这段黄河。黄河西岸，此地古称葭州，宋夏在此垒石筑寨，有“铁打的葭州”之称。
蒙古骑兵攻打西夏时，来到葭州城外，一直久攻不下，只好从河对岸的山西借道而行，才攻入西夏腹地。至此，崛起于陕北、兴盛于河西的西夏政权走向倾覆，大风从黄土高原刮过，将一个王朝扫入尘土。
宋代以后，陕北黄土高原历经多年伐木开山，荒漠化日益严重。从唐代“放牧之地，水草甚丰”，到宋代已经大旱频发（“冗旱”）。明朝在黄土高原北部建长城，发动军民屯垦，旱灾更为严重，有明一代，仅陕北的大饥荒就有十多次。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陕北黄土高原遭到旷日持久的沙害，失去绿色的植被，露出荒凉的土地，赫连勃勃当年建造在水草丰美之地的统万城早已被废弃，城中壮丽的“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明朝末年，凋敝的陕北再度迎来灾荒之年，很多地方地瘠天寒、滴雨未下，在旱灾、蝗灾的侵蚀下，农民颗粒无收，百姓忍饥挨饿。
崇祯元年，全陕旱灾、霜灾，陕北尤重，人食蓬蒿；二年，陕北又大旱，人相食；五年，陕北大饥，人相食，僵尸遍野……
在陕北人马懋才写给朝廷的报告中，他说：“未有极苦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
当时，陕北一带“父弃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为食，采白石以充饥”。陕北人性格刚毅，不甘饿死的饥民相聚为盗，抢掠财物，他们说饥饿而死与为盗而死，都是死，与其饿死，还不如做个强盗，还能做个饱鬼。
马懋才认为最悲惨的是灾区的弃婴，他说：“最可怜者，是在延安府安塞城西某处。此地每日必有弃婴数人，啼哭号泣，呼喊父母，甚至吃食粪土。到次日凌晨，这些弃婴已无一活者，而新弃者又至也。”
更严峻的是，由于陕北黄土高原自古为难治之地，天灾人祸不断发生，许多官员都不肯赴任就职，延安、庆阳、平凉三府甚至出现缺额半数以上的情况，这就导致部分府县官员素质低下，很多都是滥竽充数的“关系户”，贪污腐化严重。
崇祯朝廷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当时，崇祯听信大臣的建议，进行了“裁驿”的改革，本意是为了节省财政费用，打击驿递系统的腐败。
陕西、山西之间遍布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公私出行皆需依靠大量驿站与驿道，朝廷也给予一定补贴，很多老百姓靠驿站生存。
虽然生活拮据，但也算有个谋生之处，至于驿递过程中滋生的腐败，并非来自于这些艰苦度日的百姓，而是在于权势者，但崇祯似乎并不明白。
裁驿之举是针对全国的改革，本来计划每年省下六十余万两白银经费。结果，陕西首当其冲，被裁撤了大批驿站，很多赖以谋生的驿卒从此失去谋生来源，更加不满朝廷举措，加入到农民军的浪潮中，李自成就是其中一员。
陕北安塞人高迎祥揭竿而起，后被推为“闯王”。次年，张献忠在米脂十八寨起义。与此同时，刘宗敏加入高迎祥的起义队伍。
黄土高原的劲风席卷天下，并最终导致了现在种花家崛起于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