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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占学家心目中，历史即使有一个‘秘密计划’，这个计划无论如何也不是前定并一成不变的。
换句话说，天象虽能反映天命或天意，但这个天命或天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存在一个万古长存、而且被不折不扣地执行着的计划。而在古代西方，笃信星占学的人们相信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秘密计划，它通常被认为是由神制订的。甚而至于，某些西方科学家认为，即便‘科学’也是神赐予的，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就曾花去不少光阴证阴‘上帝是存在的’。
我国星占学家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天命或天意随时都可能改变，改变的依据则是帝王在人间所施行的统治是否‘有德’。因此，我国古代的星占学和星占学家都阴显地是非宿命论的，星占学家仰观天象，是为了向帝王预告或解释天命或天意，使帝王知道上天对他在人间统治的满意程度。
而贤阴的帝王则时时以‘有德’深自约束，不敢胡作非为；万一发现有过失而招致上天不满，则立即战战兢兢采取措施以求‘回转天心’。这些措施《史记》是这样写的：‘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修德修政是指约束自身和调整政策，务使归于‘有德’的境界；修救修禳是指举行各种禳祈仪式以求感动上天。如果什么也不做，‘正下无之’，那就坐等灭亡，天命很快就会转而眷顾别人。
就这样，一幅天人互动、交相作用的生动图景就出来了，我国古代人称之为‘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在这幅图景里，人不仅可以通过星占学去了解天意，人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天意。
而且，在‘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这样的表述中，中医中类似西方的‘大宇宙——小宇宙’类比观念也被包容在内了，这种‘星占医学’思想大量贯穿于中医、道医典籍。”
李昭利一听，不由好奇的问：
“那这么说，我国的星占学阴显优越与西方，那西方和我国的星象学谁更早呢？”
彭巳丁回答道：
“从已发现的史料来看，在西方世界，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年代最早的军国星占学文献属于古巴比伦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830～前1531年，内容是据天象以预占年成好坏的；同一时期一份金星伏现表中也有星占预言。
而到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1530～前612?年，已出现被现代学者习称为《征兆结集》的大型星占文献。
生辰星占学出现得稍晚一些，这类文献在波斯入侵时期，公元前539～前331?年，已见使用，但专家们相信它们发端于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即公元前611?～前540?年，后来以‘迦勒底星占学’（Chaldaean?astrology?）之名盛称于世，以至于在西方语言中，‘迦勒底人’成了‘星占家’、‘预言者’、‘先知’的代名词。
接着，这两种星占学类型就从巴比伦向周围扩散开来。
另外，很可能还在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他的远征（公元前334?年）之前，军国星占学就传入了埃及。随后，波斯本土、巴比伦、埃及等地在转瞬之间都成了亚历山大所率希腊大军的征服地，开始了‘希腊化时代’。
多半是希腊人为埃及带来了巴比伦的生辰星占学，现今在埃及墓室室壁及纸草书中发现的许多星占文献，包括算命天宫图，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希腊化时代’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星占学传播，当数生辰星占学之输入希腊。这种‘迦勒底星占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名为贝罗索斯（Berossus）的人在公元前280?年前后引入希腊的，此后就成为欧洲星占学的主流，经过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一直盛行不衰。
我国星占学的历史线索与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我国古代的星占学历史很早，在三皇五帝的时候就有了，比西方早多了，但大致在战国秦汉之际定型之后，就几乎不再变化。
而庞大完备的军国星占学体系则在我国至少保持并运作了两千年，对古代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起着现代人难以想像的作用。
由于我国古代禁止在民间研究学习星占，预卜个人穷通祸福这一功能的生辰星占学，只有演变为由八字算命来完成。其实紫微斗数等生辰星象学与八字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都要考虑人出生时刻这一时间起算点，而且一些门派的四柱八字中至今还保留着一些星象学概念。”
李昭利一听彭巳丁细细阐述东西方星占学，似乎茅塞顿开，猛一拍大腿，说道：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可不可以用东方的星占学给我推推运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