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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中午休息的时候，菲尔突然喊道：“快来看，杰瑞！我看我在屏幕上已经找到其中的一个了。\ｗWW。qΒ5.ｃ0ｍ\\”
我站起来朝他走去。
在屏幕上我看见通常的三种图像：一张从正面、从左侧、从右侧拍摄的照片。在标志数字前的C.P.L.A四个字母说明这份案卷是在洛杉矶市警察局的档案中。
这张照片毫无疑问展示的是马尔科姆骨骼突出的面孔。他虽然没戴眼镜，但是他的两片薄嘴唇，宽大的嘴巴，隆起的鼻梁却都是不会让人认错的，还有那对黑眼睛，让人分不出瞳孔和眼球。他看起来比在夜总会时明显年轻得多。
这几张照片肯定至少是在十年前拍摄的。
“他叫什么名字？”
菲尔敲入编号。在电脑查寻的短暂停顿之后，屏幕上出现以下数据：
“马尔科姆-赫曼，白人，1952年8月10日生于洛杉肌。身高1.86米，体重83公斤，由于参加流氓集团及参与街道抢劫而受到少年刑事犯罪惩处，1975年由于袭击银行被判刑三年。1978年10月31日获释。”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通过基尔克-摩兰。”菲尔兴奋地回答，“我命令电脑提供在基尔克-摩兰案卷中出现的全部人员名单。共计一百四十人。其中三十八名妇女，对这些人我无需多作审查。马尔科姆-赫曼位列第九十一名的位置——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警方在与大辛迪加及其大佬们长年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着的资料已超出存储容量。因此必须转刻到光盘上。凡在档案库中有单列资料光盘的歹徒即算作的顶尖大佬。
趁菲尔为获取档案管理部门批准使用光盘而填写必要表格的时候，我也就稍事休息，到相距不几步远的玛利奥咖啡餐厅，订了一份比萨饼。
从世界杯足球开赛起，玛利奥——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便对赛事如痴如狂。他特地在吧台背后的墙上悬挂了一台巨无霸电视机。此时屏幕上正在转播由谋杀调查处在验尸室前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
处长布赖恩-佩斯对记者们说，罗德尼-柯拉夫甚至在与惨遭毒手的三个姑娘的遗骸对证之后也仍然拒不承认犯有三起谋杀罪。
“尽管如此，我处仍确信此人为凶手无疑。”佩斯以坚定的语气说，“对于所有作案时间，此人均提供不出不在作案现场的有力证明，他所谓被某一神秘陌生人遣往39街的说法也难以令人置信。”
有一位记者喊道：“如果他不招认，你们是否必须把他释放，或者警方掌握有间接证据？”
“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佩斯避免正面回答。“大家都知道，死者们的衣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找到。”
“搜查他的住所取得了什么结果？”另一位记者接着喊道。
“大量证明柯拉夫变态人格的材料。”
“对于他在杀死姑娘们之前为什么没有她们这一点，您有什么解释吗？”
“这一点只有在心理学家们对罗德尼-柯拉夫作出判断以后才能加以说明。”
“‘每日纽约’的女记者赫维什曾多次与他通过电话，她听出柯拉夫正是给她打电话的那个人吗？”
“她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没有这些电话的录音磁带？”
“所有的电话都是出其不意地打到赫维什小姐的手机上和打到一家咖啡餐厅的。当时当地都没有录音机。”
其余的问题都被处长一股脑儿谢绝了。
“这就是我们眼下能够向媒体提供的全部情况。谢谢诸位。”
玛利奥又往我的杯里倒了些咖啡。
“您相信这些可怜的姑娘是这个杂种杀的吗？”他问道。
我只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
电话铃响起来。玛利奥走到电话机前，取下听筒，听一阵后又走回来。
“您的同事，调查员！让您给他带一块比萨饼回去。他来不了。没时问。”
我看见菲尔仍旧坐在信息中心他的终端前。他已脱去上衣，头发挂在额头上，衫衣的腋下显出一些斑斑点点的汗渍，眼光紧紧地盯着屏幕，仿佛荧光屏有一股吸引人的魔力似的。
“你的比萨饼！”我说道。
“等会儿！”只是一声嘟哝。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菲尔在跟存储于电脑的警用档案这只九头巨怪进行智力较量的时候，他必定会陷入一种不听不闻的状态。他知道在某一个电子脑袋里的千千万万个线圈和网络中深深地隐藏着他所求索的信息：一个名字，一个日期，一幅数字存储的图像。他像被钉住似地坐在椅子上，两只眼睛紧盯着荧光屏，两只手的手指不住地按着键盘上的按键。他奋力穿行在看似不可通行的原始密林中，时而与湍流拼搏，时而陷入荒凉的沙漠，似乎难以逃生。
他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绝不能退缩。
我在自己的电脑前坐下。
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特别的搜索方法。我只得按部就班地在档案中查阅所有曾经有过性暴力犯罪行为人员的案卷。当然，像这类为非作歹的家伙的案卷无不多得数不胜数。
“读读这份打印出来的材料！”菲尔说，连头也不抬一抬。
我拿起打印桌上的材料。
材料文字简短：“1975年，洛杉矶市警察局对基尔克-摩兰进行了调查。他涉嫌参与马尔科姆-赫曼对加利福尼亚银行一个分支机构的抢劫活动。由于摩兰能够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调查工作因而停止。”
“就这些吗？”
他一声不吭地点一下头，继续啃他的比萨饼，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
四小时以后我狠劲一摁电脑的关机键，大声说道：“今天到此为止。”
“我还有几分钟。”菲尔轻声含糊地说。
我离开信息中心，在餐厅弄了一杯咖啡，跟史蒂夫-迪拉吉奥商谈一番之后终于坐在我与菲尔共用的办公室里，仔细研读检察院提出来的一长串问题。他们关心的是，逮捕卡洛斯-门多扎是否符合对待外交人员的有关规定。
我被搜索那些牛鬼蛇神弄得头昏脑胀而不得不撒手暂停。两小时以后，菲尔兴冲冲地跑进我们共同的办公室，手里挥舞着电脑打印件。
“我找到他们了！”他洋洋得意地大声喊道，“我找到他们所有四个人了！”
生活中总有一些短暂的时刻，一个人甚至对自己最好的朋友也难以忍受。
范希-赫维什在“每日纽约”的晚间新闻中，为记者招待会的几个画面准备了一段解说词，结尾的一句话是：“对罗德尼-柯拉夫是否真是残杀三位姑娘的凶手的怀疑是不可能被排除的。”
制片人拉德-佩拉把最后这句话从草稿中一笔勾去。
“这样的话你可不该说，宝贝！”他解释道，“整整一天我们电视台都不断接到观众的电话，他们一致认为，这杂种只配享用电椅。我们百分之九十的观众也持同样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让他们听到你对他们说不要忙于下结论的话。这只会使得他们更加愤怒，更加冲动。”
范希没有反驳。在播放时，她使用了经过修改的文字。
新闻录制室的灯光刚一熄灭，她立即找到亚当。“你弄清这个手机电话是用的准的名字？”
“格雷戈-塞洛夫。”亚当回答。
范希先是一惊，接着便不禁捧腹大笑。“这我本该早就想到才是。多谢，弗雷德！”
在回家的路上，她深深地陷入沉思。
给她送来手机的男人对什么都了若指掌。
他了解她与塞洛夫的关系，知道她喜欢哪家咖啡餐厅，她开什么车，她住什么地方。
这些根本不是罗德尼-柯拉夫这种头脑简单的冲动型案犯干得出来的。
女记者隐约感到某种威胁正在向她袭来。
难道她只是一场扑朔迷离的危险游戏中的普通角色吗？
回到住所，她久久地查看着手机，把这只轻巧的家伙在手指间拨弄来拨弄去，似乎可以从它身上发现一个隐秘的线索。最后，她拨了塞洛夫形体教练馆的电话号码，可惜没能跟他说上话，因为她正在教一位女学员。
她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坐进沙发里，小口啜着，极力理清自己纷乱的思绪。
手机就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她想：如果他无论什么时候都知道我正在做什么，我在什么地方，甚至也许还在观察我，那么他现在就可以给我挂电话，因为我正好是一个人。
她几乎是怀着恳求的目光凝视着桌上的手机，可它却依旧默默无声。
杰克-朗迪，26岁，有盗窃汽车、入室盗窃、街道抢劫等前科，最后于费雷斯诺的监狱获释。
巴尔尼-克拉达姆，人称克拉德（意为脏家伙），41岁，犯有大量前科，两次因涉嫌谋杀被捕，但由于证据不足而未判刑，最后成为一个名叫保罗-迪尔所组织的歹徒团伙的成员，直到迪尔被对手击毙为止。
路易士-加尔斯科，38岁，因谋杀罪被判刑十五年，与克拉达姆相同，亦为迪尔歹徒团伙的成员。
第四份打印件是关于马尔科姆-赫曼的，有关他的主要资料我已经读过。
“你怎么找到他们的？”我问菲尔。
“我稍微在加利福尼亚寻找了一遍。”我咧嘴一笑。他从来不向我透露他的计谋和招数。
应菲尔的要求，洛杉矶警察局把这四名男子的完整档案给我们传真到纽约。
巴尔尼-克拉达姆和路易士-加尔斯科的档案篇幅浩瀚，厚厚一大摞。从他们的简历来看，他们的歹徒生涯早在青少年时期即已开始，虽然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却从未成为歹徒团伙中真正的头面人物。
关于杰克-朗迪只有短短几页。然而他的残忍凶恶却极突出。他曾在两次拦路抢劫案中将受害人打得重伤致残，人事不醒。
马尔科姆-赫曼的案卷也是薄薄数页。自从十年代那次袭击银行和刑满释放以来，他似乎已从洛杉肌警方的视线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一个附注透露出他很可能长期滞留于墨西哥。
“你确实有把握，我们这不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吗？”我把手放在这厚厚一摞从打印机和传真机里吐出来的资料上，向菲尔问道。
“怎么这样说？”他反问我。
“头儿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侦破三起残害年轻妇女的凶杀案。带有非正常冲动型作案特征的罪行。而我们现在却把注意力放在与我们在一家夜总会偶然相遇的四个家伙身上。”
“这可是些恶贯满盈的家伙。”菲尔反驳道。
“对，对，就算是这样，可或者其他更坏的性犯罪行为在他们的犯罪记录里并不存在。他们的作案动机无非是贪财而已。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曾涉嫌性犯罪。巴尔尼-克拉达姆甚至还有几年婚姻生活，而杰克-朗迪曾经用偷来的汽车先后带了好几个女友到处兜风，连她们的一根毫毛也没有触动。我不明白这四个加利福尼亚人到纽约来到底有什么意图。弄清楚这一点可能是很有好处的，不过我们的任务是确定是否有另一个人，而不是罗德尼-柯拉夫杀害了这些姑娘。”
“为什么杰克-朗迪要把一沓沓百元美钞扔给摇摆舞女郎们？”菲尔问道。
说实话，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意外。我还从来没考虑过。
“他喝醉了。”我回答，“你怎么看？”
“我还没有什么想法，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探究一下原因。”
“那我们首先得找到他。”
“我们明天就去找他！在夜总会附近我们就会碰见他。”
白色的羽毛球嗖地一声从网上擦过，宛如一粒子弹。安妮-王猛地反手一扣，却没有击中要害。那球高高地划了一个弧形，落到对方的场地，恰恰有利于反扣。泽塔-哈达纳修长的身体一缩，犹如弹簧一般。那球趁着她肌肉与筋骨的迅猛力量急若流星一般飞向最右角，在安妮-王还没来得及用球拍接住它的时候就触碰到地面。
“啊，太好啦！”拉蒙森教练不禁拍了几下巴掌。“像这样拼杀，你们可就大有取胜的希望。”
两个姑娘走到赛场边，匆匆地相互拥抱了一下。她们既是朋友，又是竞争对手，她们两人都希望在下个月的选拔赛中出线，取得参加下届奥运会的资格。
如果取得胜利，她们就将在她们的体育运动项目——羽毛球比赛中，为美国而拼搏战斗。与很多取得成就的羽毛球运动员一样，她们也都是亚裔美国人，因为轻巧的身材、力量与体重的有利比例关系，尤其是亚洲人种与生俱来的反应能力使她们天生就是从事这种要求速度与灵巧的体育项目的料。安妮-王出生于一个美国人和中国人相结合的家庭，而泽塔-哈达纳的母亲是一个印尼人。
凡事都有例外。她们俩的教练拉蒙森却来自丹麦。无论安妮还是泽塔都说不准这个国家在什么地方，不过它却推出了本届男子羽毛球单打世界冠军，这倒是令人感到意外而又惊讶的。
在去淋浴室的路上，拉蒙森还在谆谆告诫她们应该怎样控制球拍和分割场地空问。直到男、女更衣室前他们才分手。
姑娘们淋浴完毕穿好衣服。她们俩都穿得很暖，在套头毛线衫的外面还加上一件羽绒茄克。她们害怕得上感冒会使她们参加奥运会选拔赛的希望成为泡影。
训练的时间比平时更长了些。挺大的体育运动厅里只有两个场地还有人在打球。其余的场地上，灯光已经熄灭。当安妮和泽塔离开大楼的时候，离午夜只不过还有几分钟，停车场上也只有少数几辆汽车。
跟纽约的许多公用建筑设施一样，这个体育馆及其周边的设施都很糟糕。停车场上没有像样的照明设备。场地上惟一的光源是驶过附近南部大道的汽车的车灯。
安妮-王的汽车是一辆已有十年车龄的日本货，并且还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她哥哥的。
她们坐进汽车。安妮触摸到点火开关，并转动钥匙。马达却没有起动。连续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怎么办？”泽塔问道，“你有办法修好它吗？”
“除了开车我什么也不会。”安妮回答，“听着！你到体育馆去看看拉蒙森还在不在！也许他能让这破玩意儿又动起来。”
“我这就去！”
泽塔下了汽车，轻步如飞地跑过半明半暗的停车场，消失在围栅杂草丛生的矮树丛后面。
安妮-王壮起胆子又转动了一下点火开关的钥匙。她不敢再试了，因为她对汽车的技术设备了解不多，生怕这样一来又把电池组坏了。
几分钟过去，她感到似乎已等待了好几个钟头。
这时，一辆卡车正隆隆驶过大道，在它车灯的光亮中她看见一个男人的身影从灌木丛后出来，斜插过停车场朝她的汽车走近。她松了一口气，她以为来的人就是拉蒙森。
她打开车门，想下车去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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