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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居劫难.上篇》自叙
1994年1月，中国铁道部党校。作为一个文学界的后生小子，27岁的我在北京寻寻觅觅很久以后，终于有了一周的机会，能与中国作协及文化部的名人周明、雷达、张同吾、程树榛、崔道怡、叶楠、杨子敏、丁国成、周纲、吴泰昌、韩作荣、李炳银、王扶、吕六同、杨兆祥、绿风等相聚一堂，得以时时面对面地聆听他们的教诲，获得到他们的亲自指点，他们也用了大量的时间对我们的文稿进行修改。
当时我带去的作品有《香山红叶赋》等十几首自由诗，《二十一世纪写意》等几组散文诗，散文《美丽的伤疤》，论文《语言的去真距初探》，还有只写了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小异》。他们竟然能从我不同体裁的文学体裁中由不同的人发现了我同有的一种潜力——你的每一篇文章之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你如果能坚持写小说，定能写得很好。果然是名家眼光，能在我所学的综合专业中，看出我的重中之重。李敬泽老师带走了我未完成的中篇小说《小异》，说是回去细读。他对我说，你已经将精力倾向哲学好几年了，如今也该回转了，依旧搞我们这一行，特别是小说，你有责任有能力使吾道不孤使吾道弘扬下去。
我当时就汗颜无地，不敢承受他们的厚望。我知道他们是在对稍有潜力的后辈倾力勉励，不一定就是在说我有多么了不起。当时说过些什么话，也许过不多久他们自己就会忘了，但我是一定要记住一些的，我要记住的是他们的期望，不是与名家共处了一周为自满添加一点谈资。
他们在会上多次谈到，当时纯文学的局面已经极其尴尬，中国纯文学极重要的一面旗子《人民文学》杂志社，经费已经紧张得连维修桑塔纳的钱也拿不出来了。纯文学几乎孤立在作者和文学青年的小圈子里，突不出重围。而地摊文学则象歌声一样充满了每个角落。当时就出现了以俗文学的壳来装纯文学的果的论调，众位文学大家对此不置可否，许多老一辈文学达人也在迷惘着，一时无从定论。但众位名家特别推崇了莫言和牛汉，两个人是他们共同给出的榜样，要我们多向他们学习。
前来辅导的众位老师却以不同的方式在表达他们本人是不会去那样做的了，干了半辈子纯文学，要在临老来变得不纯，他们还下不了这样的狠手。“这个大课题，就是你们的了，特别是你们中年轻底子厚，爱思爱想又爱去做的人，我们寄予了最殷切的希望！”
我总是觉得当崔道怡老师在讲这句话时，目光是盯在我身上的，紧接着，那主席台上的名家中，至少有十位的目光也转到了我身上。那次，我是从三百多名会员中被推举出来的十位代表之一，是唯一的农民代表。做为代表，与众位名家相处的机会确实要多上一些，能多听得些教诲，也能给他们留下深一点的印象，这也很正常。但要说他们会对我这个无名之辈特别在意，还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了，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但当时我就是那样的感觉，他们在看我，在看着我，在看重我，在看好我。我真希望当时每一位会员有这样的感受，都能这样去想。我就是因为一直在这样想，这些年来才能忍下所有屈辱，从不忘在文学上磨练自己，才能在很多年后，重新拿起笔来写字。
面对各位大家，我当时极不自信，暗地里却又下定了决心，要将纯和俗有所结合，不再有壳下果的区分。这是一种妄想，是不只我一个文学迷的妄想。临别时，崔道怡老师给我题的是“传神”二字，他特别注重文学语言的表述。绿风是柯蓝得意的弟子，中国散文诗学会的秘书长，圈取了我的散文诗《二十一世纪写意》和《蜂花》等。绿风给我题字时很是郑重，他曾提笔思索了一阵，又深深看了我一阵，才挥笔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慧”字。我已经守着他给数十位会员题过字了，从未见过他凝神如此之久的现象。这个字与我的姓名相关连，也切合我的所长。绿风写完后再一次盯着我，我的神情很坚定：我懂！他点点头，知道我专注过语言的去真距，懂这个字还是可以的。绿风将我的手握了很久又握得很紧。他的手掌又大又厚实，能将我从小就劳作惯了的双手完全裹住。“以后多联系！”他说。不久《中国环境报》的任自宾对我写下了同样的话。结果也一样，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们，但他们的话，我是记住不忘的。
我所懂的“慧”字，除了智慧、聪慧、慧眼、慧根等这外，单就解剖字体，那是要将比如常人丰富一倍的东西在冰雪通透的心里反刍，才能得到一个慧字。那之后三年半以来，我不敢再轻易发出作品，除发表了一个短篇和几组自由诗外，我再没有参加任何文学活动。我就是在进一步积累丰富自己的阅历和反刍所有。直到今年六月中旬，进了公司一个半月后，才又开始了中篇小说《长生居劫难.上篇》的写作。这是我孕育了三年零六个月后的产子，我不能企求他一生下来像哪吒一样能翻江倒海，但他确实是我再入文海的先行官，对他的重视自不待言，他自是我的骄子。但在众人眼中，他说不定也是个怪胎、畸形儿。甚至等不到面市就会夭折——即使夭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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