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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我们说到孝文帝最后一次南征，反击南朝太尉陈显达的北伐之时，对于留守大后方，帮助太子元恪镇守首都洛阳的主将做了调整。把原先的任城王元澄换成了领军将军于烈。这种人事上的调动和孝文帝的“托孤”又有什么微妙的联系呢？我们不妨介绍下元澄和于烈在“托孤”时的个人状况。
熟悉这个连载的朋友应该有印象，在孝文帝亲政初期，任城王元澄是元宏非常倚重的一个宗室王爷，元澄不仅力挺元宏的“汉化改革”，而且在国中动荡，“****分子”裹挟前太子元恂以及一众宗室王爷造反的时候，立场坚定的站在元宏身边，为元宏的改革保驾护航，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王爷（参见“瞒天过海”“****的困境”等章节）。
但是任城王元澄毕竟是元宏堂叔，血统比较疏远，随着政坛新星---元宏的六弟彭城王元勰逐渐长大成熟，异军突起之后，元澄在政府中的地位就有所下降。更有甚者，由于元宏“汉化改革”以及“南下征伐”的需要，皇帝对从南朝投降过来的“小诸葛”王肃十分看重和依靠（参见“我的中国心”）。于是在元宏执政后期，元澄在政府的地位连王肃都比不上。参考元宏最终的“六常委辅政”组织结构，王肃被任命为尚书令（******总理），而任城王元澄只是个尚书右仆射（******副总理），所以元澄对于王肃的态度还很微妙，以后这个定时炸弹还会被引爆，现在我们先按下不表。
由于彭城王元勰和任城王元澄文武双全，军政都是一把好手，所以在皇帝元宏屡次南下征伐之时，通常都会安排元澄留守首都，而元勰跟随自己南下作战。不难想象，元勰和元澄在皇帝元宏病重之时，就会建立起一种更加紧密的“前后方的工作关系”。由于元勰血统的“更加纯正”，以及其由于元宏的信任而“总理军政全局”的地位，假如元勰和元澄一样，对皇帝看重南朝降将“小诸葛”王肃都颇有微词的话（实际上绝大多数鲜卑大臣都对王肃不满，害了红眼病），那么这种情感上共同的体验，就会很容易导致元澄拜倒在元勰的山头下，成为元勰的同志加战友。
当然，元勰和元澄是否结党在这里只是猜测，史书并未记载，但是在当时，尽管没有显著证据来说明元澄和元勰结党，但皇帝元宏应该对于这种“可能性”也有所顾忌。一旦这种结党成为事实，原本就大权在握的彭城王元勰如果得到留守洛阳的元澄的支持，那么对于太子元恪的地位将是致命的威胁。
而于烈相对于元澄就安全许多，于烈是北魏帝国开国功臣于栗磾的孙子。于氏家族由于在历史上对帝国贡献巨大，所以“于”姓在孝文帝时期也名列“功臣八姓”之中，这个家族在帝国政治中也是一方势力。但是于烈在我们之前的连载出镜率并不高，虽然他有皇帝元宏御赐的“丹书铁券”，但根据史料记载，于烈在帝国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较低，他的履历也多是跟随孝文帝在军中效力。有了这样的背景，对于在非常时期手握京城防务的这一职务来说，于烈相比较元澄来说就有了相当大的优势：
第一、于烈不是宗室，比较那些骄横的王爷们来说，于烈更加容易屈从于正统皇权，听命于皇太子的调遣。
第二、于烈在日常行政中职位不高，这样也就不会引起“野心家”的注意，从而被拉入伙，形成一团势力。
第三、于烈军人的履历让他能够把控住军队，稳定首都局势。
第四、于烈的侄女后来嫁于元恪为妻，被立为皇后，虽然这个事件发生在“托孤”之后，但有可能这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孝文帝生前很有可能就有让太子元恪娶于家女子为妻的意思。而于烈身后的于氏家族的势力能够让他成为太子维稳的坚定后盾。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于氏家族和皇太子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而这种利益上的纽带比任何道义上的约束都来得实在。
如上所述，尽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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