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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有君主，但无政府官僚体系；有内朝，但无外朝；有官员，但无考试制度。
政治构建上，缺了点东西。
缺的这点东西，非常关键。
缺的这点东西，就是大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走到拿三那一步的经济改革；而法国旧制度下，只能在重农主义和科尔贝尔主义之间，左右横跳，无法弄出稳定的中间态。
为什么呢？
其实这事也很好理解。
重农学派的改革，依仗的是君权，或者叫中央集权以君权的形式表现。
是以，想要改革成功，就要加强集权。
而法国的君权，和大顺这边的皇权，还不一样。
法国的君权，是依托于贵族旧制度的。
而要改革，就要损害贵族利益。
这事，或者通过激进的革命，大西王附体，杀杀杀杀杀杀杀，把旧贵族杀个干净顺带把国王也弄死，搞个不需要君主这个形式的中央集权，塑造出一个真正的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的法兰西。
要退回旧制度？杀。
要搞最高限价？杀。
反对最高限价？杀。
不分地？杀。
分地？杀。
重农主义自然秩序？杀。
科尔贝尔国家管控？杀。
保王党？杀。
立宪派？杀。
温和共和？杀。
激进共和？杀。
空想社？杀。
杀到最后，把两边极端的、激进的理想主义者都杀没了，只剩下老葛朗台那样的了，也就稳定了。
地的原主基本都被杀没了，除了小农分到了点地，大部分土地是被拍卖的。既是卖，总得有人买不是。
上面是一大群老葛朗台；下面是一群迷迷湖湖的只能寄希望于凯撒的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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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就和大顺这边一样，有先人的遗产：有商鞅变法、有法家集权郡县、有黄巢屠世族、有科举、有印刷术和纸张打破文化垄断……
当然，这两件事，也基本可以看成一件事。
只不过，大顺这边花了千百年，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抗争、改革、政变等等，最终走完了。
而法国这边，在短短几十年内，把这一切走完，注定了只能是杀杀杀杀杀。
大顺这边的葛朗台，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是和土地私有制绑定的——我不管谁当皇帝，谁保护私有制、谁承认地契、谁能带来秩序，我就支持谁。
所以，复古者、死；均田者、死；王田者、死；井田者，死；退回分封者，死；天朝田亩者，死……
而法国这边，不过是一切发生的太快，一切还不稳定，还需要有个人来守护这一切新的东西、守护葛朗台们从旧贵族手里拿到的地产、守护私有制、守护新秩序。
谁来守护？拿破仑。拿破仑没了怎么办？找个像拿破仑的。
拿破仑守护的是什么？守护的，是私有制，也即在法革中拿到了利益的那群人的利益，他们需要用把这些东西，变成“神圣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否则的话，贵族复辟，往回要咋办？
比如说，老葛朗台的葡萄园，低价买的，属于被抄没的贵族产业。那万一贵族回来要咋办？
经书要念私有制神圣。花钱买的，就是我的，你甭管我买的时候是不是贿赂了、是不是用阴暗手段了，那没有用。因为这是道德问题，不涉及到私有制最高神圣权。
但念经也念不死贵族。
葛朗台虽然发财了，但是钱多人少啊。
没人，那这不得找小农帮忙？
一方面，靠念经，确定私有制的神圣性。
一方面，念经是念不死人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所以需要一个战神：来要地的贵族，干死；外国干涉，干死；教会要地产，干死；国王的亲戚，干死。
毕竟，念经是需要时间的。
吟唱时间比较长，施法前摇得个二三十年吧，容易被打断。
所以，念经的时候，得有个人在外面挡住可能的打断，直到吟唱完成。这个人得贼能打。
等把私有制的神性已经念出来后，这不反手就变成老马说的【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了嘛。
所以，这也注定了，法国要出大事。
因为走到这一步了、生产力到了这一步了。
大顺这边，用数百上千年的例子告诉了欧洲和北美：到了亩产一百来斤、高炉铁技术、印刷术已定、土地有利可图的时候，明确的、土地排他性的、土地可交易的、私有制必须要确定下来了。
谁反对、谁就得死。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至于你是先依靠第一种私有制拉人，先把私有制定下来，然后再用第二种私有制谋杀掉第一种私有制。
还是说跟英国似的，圈地运动的时候，既确定了私有制，又确定了第二种私有制，省略私有制下合法合理的慢慢兼并的过程。
那就各看本事了。
而旧秩序下的法国改革，肯定会搞成左右横跳的形式，要么激进到粮食贸易完全自由闹出全国性的饥荒；饥荒之后，重农学派肯定下去，换上科尔贝尔主义，反着再退回去。
毕竟，重农主义这一套，太激进了。
在法国，真行不通。英国那边，是靠杀、屠、宗教的迫害、润北美、对外扩张、贸易、重商主义、保护主义，顶过去了圈地的疼。
法国重农学派这套东西，激进的无以复加，以至于老马都感叹这套东西简直是在封建法国走当时最激进的资本主义。
你这么搞，别说贵族，先问问各地的贫民、小农、庞大的永佃权法理非自耕农、佃农、城市无套裤汉、买不起面包的、手工业者们，他们同意不同意。
大顺是可以承认重农主义这套东西的，但问题是大顺有之前的历代王朝、历代起义者，给解决了很多东西，使之达成了一个“基本完善的、符合亩产百十来斤和高炉铁生产力水平的、小地产私有制下”的稳态结构。
而且，大顺这边也确实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国际粮食市场”。
法国的粮食能卖到阿姆斯特丹、卖到柏林，这都是国外；大顺的粮食，往国外哪里卖？卖粮价比大顺低得多的暹罗？还是卖还谷制下指望着卖粮食维系的朝鲜国？还是卖给有红河三角洲的安南？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大顺这边的“重农主义”，更倾向于意大利启蒙派嘴里的“重农主义”，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
并且，因为运输的因素，和内陆条件的“千里不贩籴”的商业规律，使得大顺以一种“不管控而管控”的状态，事实上保持了一个个“区域性的市场”——也即之前在松苏发展之后，之前太子在湖北的经济作物改革搞出来“米禁”的原因，他没有考虑到粮食的区域性市场，和大顺因为物流条件而导致的“假”国内完全的自由贸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