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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雨水可能会进入；可是英格兰国王却进不去——他全力以赴，不敢跨过被毁坏的地契的门槛！】
这番话，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即马尔科姆事件。
一个叫马尔科姆的“走私贩子嫌疑人”，被怀疑家里就是个走私品仓库，于是海关人员去查。
马尔科姆让海关人员进去了，但是发现了一个上锁的地窖，海关人员让马尔科姆把地窖打开，但马尔科姆说不行，因为你的协助搜查令，只是说搜查我的房屋，却没有说可以搜查我的地窖。
海关人员就撤了，回去补办了个搜查地窖的协助搜查令。
但回来的时候，马尔科姆却把自己的房子锁上了，而且还召集了300多人来围观，表示你这回的搜查令是搜查我的地窖的，不是搜查我的房子的。
当然，这件事，应该说，马尔科姆大约没有走私，即便走私，也可能早把货物挪走了。
这就是波士顿地区的独立派，挖的个坑，派人去举报线索，又一手主持了这件事，来制造冲突的。英国这边傻呵呵地就掉坑里了。
还有那个很著名的在宣言上签字的约翰·汉考克的走私船搜查事件，也是差不多的路数。
威廉·皮特的这番话，就是针对这种事说的。
他的话，是正确的。
这一点，无可否认。
单独拎出来，是进步的。
但是，有个问题。
为什么招致了这种情况？
为什么走私横行？
为什么走私，被英国人、北美十三州的人认为，这是一件“没有受害人的犯罪”，是值得大家称赞的英雄，而不是罪犯？
为什么大家对走私犯加以帮助？
威廉·皮特知不知道，这是因为《航海条例》导致的？
显然，他是知道的。
那么，他反对《航海条例》吗？
他执掌内阁的时候，是否提议要废除《航海条例》？
并没有。
在总的罪恶上，他支持罪恶。
在具体的细节上，他又支持人的权利和自然法。
这能说明啥？
要么说明，他脑子根本不好使，水平一般，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
要么说明，他有脑子，也知道问题的根源，但他只敢在细枝末节上扯犊子，却不敢触碰真正的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利益——航海条例所造就的大量的得利者。
要么说明，他只是那种对着地图一通画的人，却对税收、财政、国债问题根本没有概念。
这么多标签，总得拿一个，否则怎么解释这件事？
征税可不可以征？征税要搜查，可不可以？
这事，不好说，因为涉及到了辩经。
往大了说，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
如果没有了走私贩子、私酒贩子，那么这个协助搜查令的入户搜查问题，不就在根源上解决了吗？
这是辩经。
但是，辩经的世界，在现实并不存在。
所以，这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和稀泥的办法：
因为关税太高了、因为酒税太高了，所以大家才把私酒贩子、走私贩子，当做“没有受害人的犯罪”，认为这是光荣的。
故而，可以把关税降低、酒税降低，降低到一个大家觉得其实还好的程度，是不是这样一来，就可以搜查走私了呢？
但这件事，从辩经上，又说不通。
50%的关税走私不是坏人，那么10%的关税，走私就是坏人了？
问题就在于，从当初刘钰去阿姆斯特丹，大谈自由贸易问题的时候，跟着刘钰扩张的大顺新学派的侵略扩张派，一直都在拿着这一套经书来宣传。
尤其是当时正处在威廉·皮特反对波沃尔的消费税问题的关口。
皮特是用风能进、雨能进的理由，反对波沃尔增加消费税。因为消费税就涉及到清查走私品和不交税的那些货。
而刘钰，则是以“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逃税者了”的理由，来评价这件事的。
很长一段时间，刘钰和皮特，在英国和北美，都被视作真正的自由的象征。
刘钰当初在阿姆斯特丹大肆宣传自由贸易的时候，就用了一个“治标治本”的词，来解释这件事。
他说，他这种要求欧洲取消消费税、取消关税的做法，是治本；而皮特，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而很……很有些不好意思的，是刘钰很会丧事喜办。
大顺的税收能力，吃屎一般，和大明一脉相承。刘钰把“没能力”，解释为了“故意的”。
借着中国热、和启蒙运动的“借东讽西”，刘钰说，你看我们大顺，这么大的国家，一年就收2000万两银子的土地税，消费税、酒税、茶税什么的少的可怜，你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为啥富庶？就是因为我们收税少啊！
算了算，法国按照大顺的标准，一年国库收入400万两就行；而英国200万两就行，多余的，都是“暴政”、“与民争利”。
这些年宣传的可是不少。
这也就是此时英国面临的问题。
东印度公司之前的种种辩护，解决了“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经书。
刘钰鼓吹的自由贸易，解决了“走私贩子是英雄”的经书。
前者，解决了“用外国货是爱国”问题；后者，解决了“违法的心理障碍”问题。
在意识形态和认知方面，大顺已经做好了全面经济殖民的准备工作，这一定要感谢东印度公司，之前每年花那么多钱游说和雇佣笔杆子，消弭了白银外流的认知问题。
就像要感谢东印度公司，培养了茶叶、丝绸、棉布的消费群体，还帮着大顺打开了西非市场，为松江棉布赢得了“哀伤之布”的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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