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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肯定走平原,河南山东的平原,居然还有不是耕地的地方?
大约可以认为是4500万亩耕地。
沿途影响的百姓,加在一起,约莫得有个四五百万人,甚至还得更多。
这还不算需要征徭役的、需要出工的,只是大约只算需要迁徙的。
不是说不住在河道里就不用迁的,而是土地在那,就得全迁,因为这年月的大顺、或者说整个世界市场,容不容得下一百万工业人口都难说,这些人没有地只能再给他们安排土地。
大顺从来用不着什么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去创造廉价的城市劳动力,就现在来说,不搞圈地都一天天的头疼灾民流民退佃者的数量。
这还是黄河的一系列问题里,最为简单、最可能实现的最容易解决的一件事。
剩下的,迁民、修堤、测绘、开河、拆堤、易原本就有的河流……哪一个,都比这个难。
这件事,怎么看?
要是皇帝真下定决心,为了彻底治理华北地区的水患,为了防止几百万人受灾,哪怕说主观上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而要要把这件事干成。有政治理念、明确纲领的对封建王朝绝对造反有瘾的,说不定都会暂缓几年琢磨着搞点大新闻的想法。
因为,黄河水灾,不是一个“嗖的一下”,一年结束的事。
而是,如果不管,任由爆发,会是一个至少大约十年的连续灾难。
水灾。
无固定河道的来回摆动。
漫水之后的盐碱化。
水患之后必然会有的大规模蝗灾——蝗灾是必然的后续。
暴动。
起义。
反抗。
不当安安饿殍。
贪腐。
徭役。
向南决口。
海潮倒灌导致的水平蔓延。
流民。
大量人口死亡后的瘟疫。
水灾中的尸体导致的疾病传播。
海拔淤积升高导致的向南向北淹没。
六百年没有治黄心理准备的山东百姓和官员的不知所措。
等等、等等,至少得要个七八年、最起码也得五六年,黄河才能固定下来河道,走一条固定的路线入海。
至少是一场几千万人级别的大灾,照着六七百万人死。
把目标放在扭曲的唯生产力进步上,可以有别的方向的投资选择。
把目标放在真正的仁义道德王政上,这件事就算再难,也该尝试着去做。
把目标放在服务于民族、或者服务于同胞,这件事当然也要做。
至于更为宏大的理想,那自不必提。
然而,太子此时并没有往这个方向上考虑,也没有往哪怕是扭曲的唯生产力的方向上考虑。
他只是觉得,自己这个想法说出来,父皇不会满意。
因为从封建皇权统治的角度来讲,做扁鹊是正确的选择;做扁鹊的大哥二哥,都是错误的选择。
而且,选择做这件事,也就意味着有很大的失败的可能,这不是一定会成功的。
不做,也就不会失败。
可是,皇帝现在问他的问题,他还没有回答。
能回答的几个选项,太子都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或者皇帝不会愿意听,亦或者有些听起来倒实在像是故意挖坑引诱。
现在假设明知道黄河会决口,却不去管,那么将来出了事是谁的责任?
思索许久,太子终于道:“儿臣愚钝,实在不知此事到底该怎么讲。还请父皇赐教。”
皇帝在心底幽幽地叹了口气,刚才略微有些失望和不满的情绪终于被压了下来。
一开始,他是朝着一个“守成之君”的风格来培养太子的。
那时候,皇帝觉得,北伐罗刹、西复西域,日后便天下太平了。无非也就是继续搞一搞西南的改土归流,这些守成之君足矣。
很多麻烦,在他驾崩之前,都能解决,留给儿子一个完美的盛世。
但,连皇帝自己都不知道,这二十多年,多少新东西接踵而至;大顺的战略重心一变再变;甚至于最后不得不考虑内外分治等想法。
结果到头来发现大顺已经被时代绑架,不得不主动往前走,否则就要出大事。
过去的千余年,盛世之下,守成之君做继承人,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变化没有那么大,底子够厚,只要不作死搞出来土木堡之类的情况,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
可现在,守成二字,难矣。
昔者,唐太宗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
可现在,哪还能守成?每一步都必须要开拓,哪怕要当个守成之君,就如今大顺的局面,也非要干出来几件大事拉出来威望,才能守得住。
见太子被自己一时间逼的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皇帝也明白,有些想法,太子心里即便想了,也不太可能说出来。
遂道:“吾儿且记住。这件事,可以是治水河工大臣的责任,也可以是皇帝的责任,还可以是别的什么人的责任,或者也可以谁的责任都不是。”
“但不管选哪一个,选择权当在天子手里。而为天子者,最忌朝令夕改。”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