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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能打对面秀才的，只能是秀才，不能越身份等级闹事。
正所谓，京城有京城的规矩，江南有江南的规矩。
有些事，在江南，就得用江南的办法。
前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在《皇明大事记》中，已经将江南打行，与甘州兵变、大同兵变、辽东兵变等，视为同等的大事。
应该说，能当首辅的，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虽然他无法理解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大明基层失控、工商业发展的必然，但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崭新的”、可以和甘州兵变辽东兵变等并列的大事。
在封建王朝，当朝首辅将其视为与兵变同等重要的大事，也足见其严重程度。
应该说，朱国祯的预见是正确的。
从嘉靖末年到明亡，江南的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官民争斗、抗税、党争等等，这些打行的人全程参与。
无组织的民众，是成不得事的。
即便打行只是封建帮派的兴致、专业打手、流氓无产者的性质，组织松散，但终究是有组织的。
否则，是无法解释诸多奇怪的记载的，怎么百姓就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
哪怕到了甲申年，崇祯上吊，江南哭临，这些打行“流氓冲锋队”，也露了脸。
阉党想要列班祭拜，复社反对，写檄文羞辱。
阉党就雇佣了一批当地流氓，上街去打复社的人。
复社也知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于是复社的徐武静、张子退，立刻从东阳、义乌等地，雇佣了大量的打手。
崇祯吊死江南哭临期间，阉党的冲锋队和复社的流氓冲锋队，就在街上开干。
最终还是复社那边的人更多，打的阉党的人抱头鼠窜，完全控制了市井局面，让阉党在市井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复社迅速控制了市井间的舆论风向。
顾炎武在其《生员论》里，就指出过这个问题。
朝廷年年科举。
科举那么多的秀才举人生员。
然后并没有那么多的官缺。
大家读书是为了当官，你又没有那么多的官缺，然后还要体现重视儒家而给生员诸多优待，这些生员能干啥？
显然啊，迅速流氓化啊。
利用朝廷给予的特权，当黑社会的头目。
底层流氓不敢打的人，我来打；底层流氓不敢骂的人，我来骂；底层流氓不敢干的事，我来干。
上层结党结社。
基层秀才当上层打手。
最底层是流氓无产者组织的专业打手。
当然，顾炎武虽然发现了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想法比较扯淡，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的办法，是复“察举制”，认为每个县举荐四五人，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就挺有想法的……
总之，正所谓，流氓不可怕，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不但有文化，还有国家给予的身份相关的诸多特权，那就更可怕了。
这也算是工商业发展起来之后，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且朝廷的中央集权基本崩掉对基层毫无控制力时候，闹事的标准套路。
笔杆子写文，掌控舆论，占据道德制高点，煽动情绪。
底层打手出动，搜捕对面的打手，打的他们不敢露面，那么他们的舆论也就无法在市井传播。
朝廷干涉，生员打手出面带头，以有组织的一批专业打手攻击衙役等，带动城市不明真相的百姓，造成法不责众的效果。
这一招在明朝是一直有效的。
而这样的招数，最怕啥？
怕真敢抓人的军队。
他们成不得事的原因，也就是他们的局限性。
那些打行的生员，得益于朝廷稳定，因为他们的特权本来就是朝廷授予的，所以他们的依靠就是自己的特权。
所以他们惧怕，且绝对不敢发动真正的民众的力量，因为他们知道民众的力量一旦爆发，如同江南奴变和更早的江南借粜事件，他们会一文不值。
他们在用工商业发展之下的城市街垒斗争的雏形套路做事，却又绝对不敢反封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封建王朝的特权受益者，这也注定了他们只能是一群战五渣，萌芽至死仍旧萌。
而打行流氓，相对于无组织的百姓，是强大的。
但他们，又是所有有组织的群体中，最弱鸡的那种，哪怕对面的组织方式是宗教，他们都打不过。
这一次，盐商那边认定刘钰不敢真的在城市杀人，所以依旧还是采取这样的套路。
而松江府这边的新兴阶层，也只能采取这样的套路对抗。
而且，相对来说，松江府这边，专业性更高一些。
因为，之前出过一些事，经过刘钰的处置，使得松江府的流氓……专业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