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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怪气地接了一句。
“其实也不是没办法。”
“可以复古宗法制啊。”
“比如说，你家均了五十亩田。你生了三个儿子，那大儿子继承，是为大宗。”
“其余二儿子、三儿子，则是分支。”
“靠着从大儿子土地里收的税，朝廷收税养船、养兵，让二儿子、三儿子去海外。”
“去南洋，或是去别的什么地方，也分五十亩地。”
“这样，还真就可以井田制了。我看，要把地球的空地都占满，还要好久呢。”
一看就是他们经常讨论类似的话题，这句阴阳怪气嘲讽的话一说，旁边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孟松麓却觉得，这句话并不可笑，完全是个解决的办法，为什么在这些人说来，仿佛是个笑话一般？
“诸位，这并不可笑。这个办法也不是不行吧？在下愚钝，实在不知有何可笑之处？”
孟铁柱看了一眼孟松麓，问道：“你知道这个办法最难的在哪吗？”
“在哪？”
“在均田啊。你要先把田均了，然后才能收上足够的税，然后才能供养这种大规模的迁徙垦荒。问题在于，第一步的均田都办不了，后面的不就是痴人说梦吗？”
孟松麓皱了皱眉，忍不住道：“阜宁县如今不是有如均田手段了吗？”
孟铁柱忍不住笑道：“你是正儿八经的读书人，我且问你，你对均田一事怎么看？”
对这个问题，孟松麓有他们学派的正统解读，而且是绝对符合儒家大义的解读。
“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明之险亡天下，皆因民无恒产。”
“是以，制民恒产为王政之本，民无恒产则无恒心。非均田，不能人人有恒产。”
“故，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也。”
“井者，均之托古也。”
他回答的滴水不漏，而且内在逻辑也好、三观也罢，也都是标准且正统的儒家三观。
制民恒产嘛。
孟铁柱直接反问道：“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
“然！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孟松麓回答的掷地有声。
孟铁柱忍不住笑道：“那我问你个问题，若有得罪，勿怪。”
“请讲。”
“假设，若在开国时候，你剃了发，做了汉奸与虏带路，我一刀捅死你，你觉得如何？”
孟松麓愣了瞬间，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回答吧？
“这何必问？大义加身，杀的好！”
“但问题是，有这个大义，却必须要另找你别的毛病，说你道德败坏、强取豪夺、为祸一方、欺男霸女、你是混蛋、你不是好人等等，才能砍死你，否则别人要我说残暴。那这个大义，有个屁用啊？”孟铁柱脸上挂着那种贱兮兮的笑，再度反问。
这个比喻很简单，孟松麓一下子愣在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很明显的，说的是阜宁均田的事。
既然，按照儒家大义，制民恒产、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
且，大顺是以儒家治国的。
那么，有此大义，还扯什么别的？直接均不就得了？
朝廷这边要均田都不敢，都不敢说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以仁政为由，强制均田。却只能遮遮掩掩，非要找些乱七八糟的理由。
既然朝廷根本不敢用这个大义，证明要么全天下并不认为这是大义；要么是朝廷根本不想行此大义。
那么，由此引申出来的一切，也就如孟铁柱之前所说的那般了——都是扯王八犊子。
如果，天下儒学的主流，并不认为制民恒产引申出的均田是大义，那么谈这个大义本身就是异端扯淡。
如果，辩经之下，认为从制民恒产出发，引申出的均田，是为天下第一仁政。但朝廷有此大义却不敢用，证明朝廷根本不敢或者说不想行此大义。
那么，颜、李、王、程等人设想的，指望朝廷主持均田，那不就是扯王八犊子吗？
朝中人、读书人看阜宁事件，想到的还是“郑伯克段于鄢”，明知其为鱼、为兽，却饵之、阱之，这么做是不是阴险、狡诈？
算是整个大顺最激进的颜李学派的正统的第三代传人孟松麓，没去考虑这件事正义与否，只是去考虑均田该怎么实施，才能彻底杜绝兼并之患。
然而这些学新学的，看这件事，潜移默化地影响之下，根本觉得完全是在看一场闹剧、一场笑话。
明明可以直接大义加身的事，却畏畏缩缩非要再找别的理由，甚至这样依旧导致天下震动，这可真是笑话。
内心都不认为这是大义，却在面对制民恒产之类的辩经问题是，不得不承认这是大义。
其可笑程度，直逼当年感叹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后人，剃发上表；衮衮诸公，饱读华夷之辩，联虏平寇了。
就像孟铁柱说的那个笑话，杀个汉奸，不能用大义理由，还得找私人道德问题甚至来下三路，否则要说你残暴，这本身不是笑话。万一有些地方的三观，以此为荣呢。
真正可笑的，是汉奸该杀这个大义是全天下读书人嘴上普遍认可的，但嘴上都说对，心里却全都不信这个三观是对的，这种不自信才导致需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上。
某种程度上，这和刘钰面临的困境一样。
刘钰希望均田。
儒家改良派也希望均田。
但两者的逻辑、大义不同。
刘钰搞均田的大义，是降低地租、降低利息、提振内需、促进工商业发展。此即为第一大义也。
我有此大义加身，均田就均田，和道德无关。
只不过，他所认为的大义，不是天下主流三观的大义。
而儒家改良派的均田大义，源于孟子的制民恒产为王政之本，恒产则要均田，均田就是第一仁政。
问题在于，这个看似主流的大义，其实只是假装是主流，实则根本不是主流。
嘴上都说是，心里全不是。
儒家想要在新时代有所作为，或者古儒学派想要真的开宗立派，确实要破而后立，把一整套体系给立起来。
谈政治抱负，就不能不谈经济基础、底层建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工商业制度，否则就是空谈扯淡，和袖手谈心性区别不大。
某种程度上来说，儒家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上一次实践，失败于王莽新朝地皇四年。
现在高喊着复古的那一派，至少现在看来，很多想法都是空想的扯犊子，完全没有实践性。
因为时代变了，古儒学派不但要解决农的问题，还要解决士、工、商的问题。并且伴随着大顺的发展，工、商的问题，越发重要。
过去的框架，装得下这些东西吗？还是把这些新东西，死命塞到过去的旧框架里？这个框架，连王莽时代的生产力都塞不进去，在不动底层架构的前提下，怎么把蒸汽机都出来了的生产力塞进去？
孟铁柱的嘲讽，倒是没嘲讽到这种地步，他只是嘲讽一下这些人的想法过于扯淡空谈。
孟松麓心里虽然不平，一时间却也真找不出什么好的理由，来反驳这个脸上挂着贱兮兮总是仿佛在嘲讽一般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