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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钰说着是扶植“川商”，可在陕西商人听来，刘钰话里有话——刘钰背后站着的，可不是川商资本，而是另一个资本集团。
同样的，刘钰说的“竞争”，陕西商人在看完了蒸汽机之后，就明白，争不过了。
哪怕是在商人设想的最完美的规矩、制度下，那也争不过。
他们这些靠战争后勤发家的，尤其是第一批创业者，而不是后续的膏粱纨袴，是很清楚的：自己的奋斗只能依附于历史的进程，而不是他们天纵奇才攒下了巨大的家业。
所以，他们也很清楚，现在朝廷想扶植一批新财阀，简直太容易了。
就好比，现在刘钰去了自贡，瞄了几圈，把在那经营盐井的商人名单全都写在纸上，然后抓阄。
闭着眼抓出来一个，叫王二麻子。然后说，就你了。
缺钱？给贷款。
缺技术？科学院蒸汽机支持。
缺关系？朝廷扶植的人不用去考虑关系。
这王二麻子最多五年，就能窜成川南首富，这都是必然的。
刘钰花了二十年时间，让大顺筑基、打基础。
这二十年的筑基，不是白筑的。
筑基到现在，很多已经落后时代的官员，实际上根本都不知道朝廷现在所能调动的力量，比二十年前几乎翻了几倍。
尤其是近海地区，可调动的资源力量，真细算起来，四五倍也不止。
只是，这种力量藏得有些隐蔽。
就好比暹罗的大米，暹罗是大顺的省吗？不是。
暹罗的大米，是大顺的大米吗？
也不是。
但暹罗的大米，是不是大顺可以调动的资源力量？
显然，是。而且只要大顺的海军继续马六甲以东称雄一天，那就会一直是。
现在朝廷手里捏的、那些旧时代的人根本看不清的力量也是一样。
再比如培养了大量水手、能够远航到欧洲、去日本卖货的海商集团，不管船还是水手还是船上自卫的大炮，是大顺朝廷的吗？
不是。
但朝廷需要的时候，这些商船、水手、大炮、舰长，是不是朝廷可支配的力量？
是。而且现在大顺就算海军全灭，三年之内，依旧可以建出一支齐装满员、水手充足、商船船长转的大副都有跨大洋航海经验的世界前五的舰队。
不是只有收入到国库的资源，才是国家可以调动的资源。
而二十年前的大顺和再往前的历朝，一直以来所能调动的资源，在均田法崩了之后，其实也只剩下国库的资源和“盐”这俩玩意儿了。
大明的军户制崩了之后，国防动员力量其实只剩下一个“盐法”了。
刘钰这二十年给大顺的“筑基”，筑出来的基础，并不体现在、甚至丝毫没有体现在国库收入上。
看国库收入，一点也看不出来大顺变强了。
而是直接将大顺的动员能力、可支配资源，直接和周边各国拉开了代差。
靠体量的优势，那不叫代差。
正是这个代差，使得大顺这一次盐政改革可以如此激进。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了大顺的盐政，和大明的盐政，根本不是一个意义了。
大明国防动员只能靠财政收入和盐政，来调配资源。
大顺的盐政在大顺的国防动员体系中，已经出三甲了。
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能感受到这种变化的，一个是朝廷中枢的那些人；另一个，就是这些大商人了。
动员力量之类，商人看不清，也管不着。
但他们却可以直观地理解一句话。
“眼见他起高楼”。
松江府海商集团的这幢高楼，是他们亲眼目睹着拔地而起的，甚至可以听到咔咔地拔节声。
于是此时刘钰和陕西商人说的这句话，味道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朝廷大员和商人说话，是权与钱的斗争，是靠权来压制的。
而现在，刘钰说的这番话，是资本和资本的对话，权根本不用出面，甚至懒得出面。
之前的说话模式，商人是不得不服，口服心不服，想着有朝一日也要子孙科举混成官员，否则始终矮人一头。
现在，是刘钰站在商人喜欢的规则内，直接让陕西商人破防了。
站在商人的规则内，是刘钰主动放弃了商人没有的力量来说话的。
而他不首先使用的那个力量，才是他这个王朝公爵手里最强大的力量。
松江资本、蒸汽机，这是刘钰眼里的强大力量，却不是此时陕西商人眼中刘钰最强大的力量。
刘钰手里最强大的力量，在陕西商人眼里，是他家的红色大门、鎏金的铜兽首、七间柱的正堂、敕造的牌匾、水德到人臣极致的深青色服饰。
那件青蓝色的破衣裳，不值钱，如果用钱算，豪商能买的从伊犁铺到西安，西京有的是裁缝能做，但他们就是穿不了。那个破国公府，不值钱，大顺建得起那样国公府的豪商，只算钱，不下二三百，但他们连个大门都不能建。
这才是陕西商人眼里，刘钰拥有的最强力量。
而刘钰却没用这个力量，却用商人喜欢的规则，竞争、资本、技术的规则，直接破了陕西商人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