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菀渎在后世已经沦落成了个小村子，黄河南流，决口不断，改变了很多事。
不只是愣生生造出来向内延伸百余里的海岸，也彻底改变了这里的经济条件，原本的富庶地区混成现在这样，刘钰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在史世用陪伴下，刘钰只是在菀渎盐场稍微转了转，稍微和煮盐的百姓聊了几句，就离开了。
这里还是用的煮盐法，实际上晒盐法早就技术成熟了。
想想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改革这么难了。
煮盐用的柴火、煤，以及巨大的铁锅，都不是穷苦的灶户所能独自承担的。
这也使得朝廷有能力控制他们，因为朝廷的管理能力太次，所以只能选择往后退，用往后退的方式来管理。
明明早就有了晒盐法，可是晒盐法怎么管呢？
控制好了柴火、煤、锅灶，就能控制煮盐的盐产量，从而防止走私，才能收上盐税。
可要是用晒盐法呢？难道还能像查柴禾、煤炭一样，去查太阳吗？
和明末的思想解禁一样，晒盐之类的新技术能在福建等地铺开，不是因为朝廷主动推进进步，而是朝廷无力管辖。
而两淮地区的盐，太重要了，占了盐税的大头，这里朝廷也只能选择用这种落后的方式进行控制——因为重要，所以落后。
帝国的软件，决定了帝国能控制的硬件上限。让硬件要更新，帝国的软件发现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选择不准硬件更新，甚至让硬件退版本。
那些发展的地方、冲破桎梏的地方，不是朝廷不想管，而是朝廷无力管。
这种事，别人或许还要问问煮盐的灶户为什么这么苦？
刘钰是不用问的。
作为一个在松江府推广废弃漕米实物、改收白银税的人，他很清楚每年收米的时候什么样。
米下来之后，商人就会压价，压到一个极低的价格。
缺钱用的时候，就会放贷，贷出一个极高的利息。
这些煮盐的灶户也是一样，被盐商所控制，压低盐价；需要资本买柴的时候，就放出高利息的贷款。理论上，朝廷有规定价，但凡是一旦只是理论上，那就等于不存在。
本来明初的设计，是官方提供资本、铁锅、柴禾等，煮出来盐，按照官方价格定价收购。
但朝廷没钱，所以发纸钞，发没有准备金、且税收都不收的纸钞。
一整套朝廷全面管控的官山海手段，明也好、顺也罢，都是玩不转的。
小生产者的逻辑从不是反对各种剥削，只是反对自己不是剥削者，这是小农心态注定的事。
即便现在大顺来改革，也很难改成全面的朝廷控制，把这些小生产者盐户，弄成官方盐场的雇工。
朝廷既要百姓能吃上盐，也要保证能从盐里收到税，这也就造就了几乎无解的局面。
除非大顺的基层控制力达到一个惊人的高度。
但刘钰身处黄河岸边，想着一河之隔的对面正在修的那条后世同等技术条件、同等铁器工具下，一个地级市的动员和控制能力，与这个倾全国之力的动员和控制能力的惨烈对比，就明白这不过是妄想。
要推动晒盐法改革的难题，从不是生产技术上的，而是缉私技术上的、是基层管理能力上的难题。
换一种适当松一些的、符合现在大顺控制能力的手段，允许资本入场呢？
靠资本充足，把这些小盐户都挤垮，让他们成为赤贫的无产者，为新时代的降生提前孕育呢？
略微在菀渎盐场做了一番考察后，刘钰给皇帝写了关于盐政改革的第二封奏折。
一共两个问题。
为什么两淮盐会出现“川盐入楚、粤盐入湘”的走私情况？湖北和湖南，可都是两淮的“销售区”。
因为川盐用天然气煮盐，根本不用烧柴禾。
而广东福建，则因为前朝管辖的少，早早普及了晒盐法。
使得两淮地区的盐的成本，是远远高于这两个地方的。
烧柴，也得花钱。
甚至于，烧柴的钱，几乎是占了煮盐三分之二的成本。
柴禾不是到处都有的，为了煮盐，又许多很多的土地专门种树，用种植的树木，保证煮盐的燃料问题。这又变相增加了淮北地区的土地矛盾。
而不管是四川的天然气煮盐，还是福建广东的日光晒盐，燃料成本是省了的。
所以，想要根绝川盐入楚、粤盐入湘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最好是让两淮采取晒盐法。
否则，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手段，越查私盐越多。
这是成本问题，用来解决两淮盐的盐税在湖北、湖南被走私盐夺走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刘钰提出类似于松江海商集团那样的方式，以大公司的形式，方便政府监管控制，采取晒盐法。
两淮地区晒盐法，有一个技术问题，那就是因为黄河入海的缘故，使得这里的海水比别处“淡”。
比别处淡，想要晒盐就不容易。但实际上，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淋卤。
既然没有技术问题，这种大公司投资、挤垮那些小盐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大公司，可以采用一些新技术。
苏北地区本来就有用风车提盐水的手段，但是随着后来一步步往小农退，连煮盐也往小农退，宋时就有的苏北风车已经基本见不到了。
现在大顺已经可以做出蒸汽机了，不敢也不能往纺织业上用，那完全可以用在这些对传统小农经济冲击不大的地方。
为什么这些盐场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
因为每年都有大量的煮盐的人逃亡，朝廷每年都要花钱招募，给一些股本，让他们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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