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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用肺呼吸都不会。
后世的拿破仑说，自己是篡位者，所以需要不断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正统性。而波旁家族，是天然的王，他们什么都不做，都始终有人奉他们为正统。
荷兰的情况，也有些类似。
摄政派、议会派，在荷兰人看来，曾经，就是一群篡位者。
他们除非能解决荷兰所有的问题，用一次又一次不断的胜利来巩固正统性，否则终究都是乱臣贼子。
然而，那是从前。
因为现在，奥兰治家族，自己把自己的正统性消磨干净了。
一开始，荷兰的百姓很理性，知道战争在即，也知道变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给奥兰治家族足够的时间，自己苦一苦，但至少还有希望。
只要有希望，暂时的苦，又怎么不能忍受呢？
然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乃至三年五年……
最基本的东西，全都没有变化。
一开始，人们觉得，正打着仗呢，内部变革，可以等打完仗再说。
然而，上台不久之后，便是普鲁士退出战争，法国军团被困布拉格、奥属尼德兰军团前去救援之后退回法国，荷兰这边没有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
可是，威廉四世做了什么呢？
威廉四世对执掌城市的“铁打的老爷”们，以礼相待。
对要求恢复行会制的中层民兵组织，斥之为暴民。
对希望国家控制粮价的百姓请愿，含糊其辞。
对民众最关注的包税制，丝毫不动，只是换了几个自己家族这边的人去当包税人。
然而民众希望的，不是换个包税官，而是废除包税制啊。
民众是宽容的。
民众知道，一位终身执政官，需要一件件熟悉国家的事务，然后才能尝试做出改变。
民众给了他足够的时间，不是几周、几个月，而是几年。
然而，海牙宫廷里，新的执政官顾问团，都是从原本的“摄政”老爷们选的；人们固然讨厌这些摄政老爷，可也厌恶那些极端守旧保守的贵族，然而宫廷里充斥的却是整个荷兰最保守的弗里斯兰贵族。
而最终让荷兰民众彻底绝望的，来自一次晚餐事件。
43年年末，泽兰省的民众集体控诉他们城市的摄政，历数了摄政的种种罪恶、残酷的盘剥，希望尼德兰的橘色太阳，能够处置这些城市摄政。
迫于民众的强大压力，威廉四世撤职了泽兰省几个城市的摄政。
但是，撤销之后的第二周，威廉四世亲自主持了晚宴，招待了这些被他用“终身执政官”特权所撤职的几名前城市摄政，并在晚宴上表达了自己的苦衷：自己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实在是迫于压力，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本来就已经颇为失望的民众，被这一场被爆出来的晚宴，彻底激怒了。
这类似于大顺百姓告御状，历数地方官的种种罪恶，皇帝把那几个地方官撤职之后，再宴请这几位官员，席间曰：非朕本意，实乃暴民所迫。
又或者，假设前朝末年的奴兵起义，觉得北方天翻地覆，正是自己反抗的机会。烧地契、焚债据，结果他们盼望已久的闯军一来，假设闯军不但不认可他们，反而限令十日之内不把土地退回、债据从新拟定的，通通剥皮萱草……
这两种类比，前者绝对不可能出现。天朝的皇帝再无能，也不可能出现被人告御状撤职官员之后，请官员吃饭说明自己被逼无奈的情况。
后者之所以要假设用大顺闯军为类比，因为历史上满清真的这么干过，而百姓没有太大的绝望，因为这很正常，上面当然是向着老爷们的，坏人干坏事有什么不对的吗；但如果是喊出均田免粮口号的大顺这么干了，那就不正常了，还存有一丝希望的好人居然也这么干，那就是曾给了希望又绝望的愤怒。
没有希望，又哪来的绝望呢。
为政者，千万不要给百姓希望，又让百姓绝望。那比让百姓一直没有希望，更让百姓愤怒百倍。
因为百姓默认，坏人干坏事，是正常的，对坏人的容忍度要高一些。
但荷兰的情况，以大顺做类比，还有一点不同。
那就是，威廉四世，从未喊过任何口号、也从未给出过任何承诺。
一切期待，都是百姓的“自我感动”和“一厢情愿”。
然而，这又和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
自我感动、一厢情愿，若是单纯的人与人关系：
就好比甲男一厢情愿地以为，乙女喜欢自己。然后乙女去和别人去宾馆了，甲男气愤异常，觉得失望、生气、愤怒。但问题是，关你屁事呢？
可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是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
威廉四世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反问百姓：我对你们承诺过什么吗？我请他们吃饭，关你们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