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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加上大顺这边的习俗，基本都认可这种“契约奴工劳作后分地收租”的模式。
刘钰又补充道：“此事，朝廷日后还是要监管的。你们也知道朝廷的手段，商人的地位。正所谓，先明后不争，朝廷会把该说的话都说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既说到责任有限，公司拟人，那么个人犯了错，个人的责任；如果整个公司拟人，也违背了法度，朝廷就要出手了。”
“有些事，你们心里也清楚。怎么才能榨更多的钱，这是每个商人都要琢磨的。”
“比如西洋一些国家，为了出口粮食，土地兼并。兼并之后，百姓只能做雇工，每个人只分一小块地是私田。私田种点土豆，剩下的就是在大田里劳作赚雇工佣金维系生活。”
“这种情况，放在西洋可以理解。毕竟他们的法度不同。但若在本朝，你们也知道，当年王荆公变法有人上流民图，这种事真要是在本朝闹出来，一样会有人上书取缔的。”
“朝廷重农抑商，一方面是农为国本，另一方面也是历朝历代看来，商人着实没有仁义可言，唯求利润。”
“别的还好，田地之事，着实要小心谨慎。是故这虾夷开发，日后还是以租佃收租的模式，只是私人不得买卖，不得再行转租。”
他举了一个此时还未发生的爱尔兰的大饥荒的例子，反正也无人能说此时这个还没有的事，反倒是事情本身是通畅的，很容易理解。
好在虾夷和爱尔兰、英国也不同。英国那边是人已经生活上千年了，地主收回土地经营，用不到那么多的人手，就往城市里赶。
按照人口比例来说，英国此时也就800万人口。圈地最高峰的时候，每年要驱赶大约四万人左右，一部分人出海谋生去美洲，一部分去作坊工厂忍受每天16小时的工作，无比怀念当农民的日子。
四万对800万，大约二百分之一。放到大顺这边，按照精华地带两亿人口来算，每年要驱赶一百万的人去做流民。
别的地方刘钰不敢保证，但在大顺，谁要是敢出台政策能搞出一年一百万人口的流民……不要说大顺，就是此时全世界的工商业加在一起，也不可能容纳每年一百万的新增就业。
有些政策是没法照抄的，虾夷好就好在那里的土著基本不用考虑，可以搞大型粮食种植园模式，也可以搞承包份地缴纳租税的模式。
前者很容易闹出大乱子，商人不是慈善家，不会给那些一无所有的农业雇工很好的待遇。真要是闹出了乱子，只怕大顺这边的保守派又会借机说事。
后者其实就利润上，也差不多。刘钰在海参崴那搞得就是后者的模式，但问题是他把控着粮食定价权和出口渠道，可以把粮价压到极低，看似收的是三成的租子，但算上销售渠道垄断、消费品专卖等，实际上和五成甚至七成租子差不多。
既然利润上差不多，在大顺内部的保守派看来，后者也更“仁义”一些，那就最好先用后者的模式，搞家庭农场，而不是大型农场种植园。
面对这些商人，刘钰讲的很透彻，连两种不同模式的优缺点也都借着那本小册子讲出来了。
伴随手工业的发展，这些见过大场面的商人当然见过那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模式。纺织业换成农业，还不是换汤不换药，自然也就理解什么叫大农场粮食种植园模式，也明白此时所有做“机工出力”的人最大的梦想，就是自己有一台织机，然后纺织得利，买更多的织机，做那个“机户出资”者。
后世里的骆驼祥子，就是很标准的那种人，没车的时候梦想有车，有车的时候梦想自己开车行。此时大部分的佃户也是一样，琢磨着多收三五斗，置上几亩地，将来地多了租给别人，自己做地主。
这个时代，没有人梦想着当工人，而是底层全都梦想着过男耕女织的生活，做一个农民才是底层最广泛的梦想。
想要招人，招到足够多愿意去的人，也就只能采取这种模式。
见刘钰连“垄断渠道，压低粮价”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商人们会心一笑，心想如今朝廷里竟然真有敢这么直接说实话的人。
这种说实话的人，可比那种嘴上都是仁义、肚子里全是生意的人好打交道。
原本还在观望的一些人，在这几句话说出口之后，彻底收了心，决定干一场了。
待静静听完刘钰讲述了一些关于开发虾夷的制度、以及公司拟人之后的权益和责任分配之后，众人再无疑心。
有人便道：“鲸侯既准备周全，此地又是鲸海，鲸侯何不做这公司的……呃，叫什么来着，刚才鲸侯所言的……哦，对，法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