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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年号。”
“唐人此番作为，亦不过是觉得，这条约有些苛刻，不该对朝贡国用。所以，在朝贡之前，唐人其实亦承认日本国独立，逼着签订条约，不是对朝贡国苛刻，而是对敌国苛刻；但朝贡之后，就要另有说法。”
“如今唐人兵备强盛，非日本之所能敌。又兼日后开埠，昔者，藤原不比作《大宝令》，曰：天皇，诏书所称；皇帝，华夷所称。如今东西二天子、各自称中华已无可能，唐人又最在意此事，故而天皇、年号之事，万勿纠结。”
“此等虚名，实靠武备。”
德川吉宗又点了点头。
两次轻微的点头，在德川宗武看来，当真如久旱之甘霖，心头那团火更盛。
跪都跪了，也不差磕个头了。要是都跪下了，还在纠结磕三个头还是磕四个头，那就是在小处聪明、在大处愚笨了。
德川宗武的回答，很合乎德川吉宗的胃口。这种虚名虚礼，实在没有必要耍这种小聪明，否则将来很可能因为这件事再挨一顿打。
松平辉贞的密信上说的很明白，刘钰告诉他，朝中一大堆的武将都盼着继续打下去。
有胜无败的仗，谁不愿意来刷一刷功勋？
只是朝廷压着，并无全占日本之意。但真要是给脸不要脸，大顺未必就不能继续打，而且稍微换一下策略就是。
整个九州岛就那么一小撮谱代大名，剩下的全是一群各有心思的，大顺未必就非要出多少兵，拉一派打一派的本事还是有的。
打到关东去、将军轮流当。出力最多者、册封日本王。旧地换新田，石高翻一番。大顺要九州，九州诸藩之封地，换到本州，这有何难？
本来这场仗，就是靠着刘钰的配合，幕府才从险境里反拿回了主动权，现在若不做出点态度反去招惹刘钰，耍些小聪明，怕是失了智。
这两个关于虚名的考验过去后，德川吉宗又谈到了日本开埠的问题。
日本本土产的东西，实在是不多。
哪怕长崎贸易的时候，那些大顺的海商对俵物也不喜欢，只是喜欢铜料。
干鲍鱼、干海参、干海带，这破玩意使劲儿吃，能吃多少？再说大顺又不是不产，实在是不好卖。
除了这些东西，日本能卖的也就是金银铜，以及硫磺。
反过来，大顺这边的生丝、黄豆、油料、铁器、药材、绸布、棉布、蔗糖、瓷器……这些都是抢手货。
德川吉宗当然清楚，限制交易是没有用的。在新井白石搞新政之前，也限制交易，但长崎当地的日本商人却是可以勾连荷兰人和中国人大搞走私的，以至于还有驾船去海上进行悄悄贸易的。
现在一下子开了五处商埠，可想而知。
日本的确也是小农经济为基础，但日本和大顺有个最大的区别。
日本有一群不事生产、也不存钱、更不会把银子藏到地窖里的武士阶层。这群人的消费能力，可比大顺的那些窖藏银子的地主们，强太多了。
而且这些武士们都是集中居住的，要么在各藩的城下町、要么都蹲在江户。
江户完全就是一座消费型城市，这等消费能力，一旦放开限制，可想而知。
德川吉宗心中已有了一定的对策，便试探了一下二儿子，问道：“新井君美早就言及闭关之重要性。金银如骨、米布如发，发可再长、骨不复生。”
“唐人迫倭国开埠，金银外流之事必日益严重。金山、银山，产量日减。纵有节俭令，武士亦阳奉阴违，追求甘食美服。虾夷锦于京都，值百金；江西瓷于各藩，若珍宝。”
“如之奈何？”
德川宗武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四周，确定再无外人，遂道：“道德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开埠之事，已无可更改。智慧的人，不应该在这时候考虑如果不开埠多么好，而是应该考虑既然已经开埠，如何把坏事变成好事。福祸之间，正复为奇。”
“刘钰不是定出了值百抽六的关税了吗？这等收入，父亲正可收入囊中，以充幕府财政之用。”
“进货越多，关税收入也就越高。”
“各藩财政并不上缴幕府，往年有参觐交代之制度，所求者削弱各藩财政使之无力争雄。”
“如今何不顺势而为，广入货物，售卖于各藩，征收关税为一；成立专营之株仲间，而取贩货之利为二。”
“如此数年，则各藩日穷，幕府多金。各藩无力对抗，不敢有不臣之心；府中金银堆积，正可购枪买炮。内可压制诸藩、外可武备防侵。”
“勿使元文之耻而再行，非钱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