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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鼎往后仰了仰，让自己的后背略微靠近厅堂后方的横向走廊。从阴凉处穿堂而过的威风让他感觉舒服了很多。
此前都元帅府忽然密集传出许多关于高丽，乃至关于削减北疆驻军，转向海上的消息时，以胥鼎为首的文吏们全然是懵的。
这些消息是真是假？假的话，我们该怎么配合，真的话，又为什么没有向政务体系的通报？高丽方面那么大变动，难道政务体系没资格参与其间？难道皇帝对文吏们有什么不满？
有人私下里问胥鼎，胥鼎自己也有很多疑问。他想去当面问问皇帝，却怕自己过于急躁，有失宰执的风度，也显得皇帝和宰执间缺乏默契。
这会儿军队下属的小官儿开始大张旗鼓地抓捕奸细，甚至当街杀人，大兴府的下属官员们俱都不满，胥鼎反倒想明白了。
他知道皇帝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也知道皇帝为什么通过都元帅府的军队体系将这个决定急速推进，却到现在还没有正式通报两位丞相。
因为去往海上、向高丽或者日本伸手的决定，是皇帝与军队妥协的结果，而非皇帝本人的主动决策。乃至正在紧锣密鼓展开的诱敌、即将爆发的战争也是一样。
大周的军队规模庞大，又牵扯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就会生出利益诉求。皇帝再怎么威望崇高、令行禁止，皇帝所控制的监察机构再怎么厉害，他也不可能像是对着数十数百人那样，以一人之力强行板着巨兽的辔头，将军队往不愿意的方向硬拧。
正在进行的邀战，其实是一步步利益交换和平衡的结果。
皇帝压制了许多武人与南朝宋国开战的愿望，就得给武人们提供一个攫取利益的新方向。
南方的武人们既然获得了新的利益来源，北疆的武人没理由干看着吃不着。
北疆的武人们有了吃肉的盼头，可北面的威胁怎么办？要想放心地捞好处，武人就先得拿出狠劲在北疆打一场大仗。这一仗不打到蒙古人筋断骨折，武人们就根本不可能从草原脱身！
前后小半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么个过程。
军事上的进退攻守，胥鼎一点也不懂。可一个大势力顶端的战略层面，其实文事武备大抵相通。其关键点在于，任何看似出于某位领袖人物雄才伟略的决断，说到底都是内部外部诸多因素互相影响，推导出来不得不尔的结果。
对此，胥鼎甚至觉得有趣。
当年郭宁在中都城里毫无顾忌地肆意妄为，老丞相徒单镒再怎么深谋远虑也制不住他。如今郭宁做到了皇帝的位置上，自家也不得不受大势所推，不能再由着性子想一出是一出了。
对此，可能皇帝自己都没有清晰地感觉出来，但他骨子里，或许有一点点的不快吧。
所以明明是干系极其重大的大政，需要满朝紧密配合、全力应对，皇帝却下意识地将之压到了都元帅府里解决的层面，不急着动引动整个朝廷。
好在新朝肇建，正是人才辈出的时候，皇帝手底下的左右司、录事司里聪明人很多。他们没有直接去越俎代庖，而把具体办事的责任推给了凶名赫赫的缙山防御判官。
身在局外的胥鼎也看得很明白，于是中都城里被公然杀死的蒙古奸细，正好成为当朝右丞相发挥大兴府尹的权限，去都元帅府查问的由头。
文武两厢如此心照不宣的配合，又显得大周朝自有其独到的运行规律，绝非外界眼中的草台班子了。
阴凉的风吹着，让胥鼎的心情很放松，前几天的忧虑被一扫而空。
“备马，我去一次都元帅府。”
胥鼎吩咐了一句，侍从忙去准备。他起身往外走，又对部下们道：“都打起精神来，要打大仗了！”
有个部下见胥鼎脸色和缓，半开玩笑地应了句：“多大的仗？规模比上次皇帝带人杀到漠南，还要大么？
胥鼎脚步微微一顿，随即出了门。
恐怕规模要大得多了。
与大周皇帝相比，成吉思汗受下面诸多部族的影响，只会更大。而诸多部落首领在草原上忍耐了许久，恐怕也比大周各级将校要暴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