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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招致反对，甚至使奢崇明、安邦彦在云贵川桂湖广等地土司们中间赢得更多的支持，但是该搞还是得搞，而且不借着这个机会搞，以后还没有合适的借口搞了呢。
事实上，置府设县，改土归流，一直都是大明朝廷的追求，只要找到机会就会立刻实行。
而且，可以说没有永乐年间的一次改土归流，也就没有贵州省的设立。
这一点，就与水东宋氏有关系了。
明太祖朱元璋驱逐蒙元建立大明王朝的时候，云贵一带早已是土司林立，明朝大军一到，这些土司纷纷归附。
因为当时逃到塞北的北元势力依然强大，朱元璋就将征战的重心放在了北方，在对待西南土司势力的问题上，基本继承了元朝的政策，不肯归附的土司一律铲平，而归附的土司在接受了明朝的册封之后，允许其继续统治世袭领地。
领地面积大人口多的土司地区，设立宣慰司，由土司首领出任宣慰使。
稍微小一点的，则设立宣抚司或者安抚司，照例由土司家族首领出任宣抚使或者安抚使。
在宣慰司和安抚司下面，又设立了数不清的长官司、副长官司。
就这样，大明建立之初，西南地区的土司家族，除了少数桀骜不驯的家族被铲除掉之外，多数世袭数百年的少数民族土司家族，都得到了册封，得以保存了下来。
而贵州这个地方，在明初的时候基本上是被四个庞大的土司家族所控制，分别是思州思南地区的田家，播州的杨家，水东的宋家，水西的安家。
这些土司世家，除了每年照例给朝廷上贡一些朱砂之类的土特产以外，在他们自己的辖区内拥有全权，几乎相当于是一个独立王国了。
当时朝廷的势力深入不到贵州腹地，所以一开始除了设立贵州宣慰司之外，只设都指挥使司，保证云贵驿路畅通，并没有在此设立承宣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基本上等于是将贵州的民政司法事务，全数交给了这些大土司们来治理了。
永乐十年，贵州四大土司之中势力最强的思州田氏土司首领，趁着朝廷大军征讨安南的一次失利，然后在贵州东北部的思州思南地区发动叛乱，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都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
结果，本来是一家人两兄弟的思州和思南宣慰司，还没等朝廷大军开进，自己就先干起来了。
早就想对这些土司动手了的永乐皇帝，一点也不客气，马上派出首任镇远侯顾成率领五万大军征讨，将这个贵州的最大土司家族，统治思州和思南地区长达八百多年的田氏家族，一举消灭。
思州田氏土司首领田宗鼎和思南田氏土司首领田琛，全都被弄到了大明京师明正典刑，然后斩首。
所谓的“思播田杨，两广岑黄”天下四大土司之首的思州田氏，也就从此烟消云散。
到了永乐十一年年初，永乐皇帝乘势废除了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在思州宣慰司原辖地设立了思州、黎平、新化、石阡四府，在思南宣慰司之地设立了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
与此同时，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并设八府流官，专门管理这八个府的土地百姓，贵州从此作为一个行省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而永乐皇帝在这次思州之乱中趁机做下的最狠的一件事，还不是将思州思南两个宣慰司的田氏嫡脉男子全数杀掉，而是将贵州布政使司的衙门，处心积虑地设在了贵阳。
贵阳的位置，正处在贵州宣慰司的核心位置上，同时也是并领贵州宣慰司宣慰使的水东宋氏与水西安氏的中间位置。
这里所谓的水东水西，说的是乌江上游鸭池河以东和以西，鸭池河以东归，如今贵阳的东面、南面和北面都归水东宋家，也就是鼎鼎大名的洪边宋氏管辖。
而鸭池河的西面，后世的安顺、六盘水、黔西、毕节等广大的崇山峻岭地带，就归安邦彦所属的水西安氏管辖了。
本来思州田氏作乱，大明朝出兵平灭田氏的时候，播州杨氏、水西安氏、水东宋氏都是出了兵出了力的，而且在烧杀抢掠思州思南地区，斩草除根田氏亲族的时候，这三个大土司麾下的苗兵、土兵和彝兵，都是下了狠手，出了大力的。
如今不仅没有得到思州思南的土地，反而被皇帝在贵阳这个对于播州、水西和水东宣慰司都很重要的战略要地，插上了一颗钉子，使得三家都很不爽。
不过当时镇远顾成的大军就在贵州，三家土司首领谁也不敢造次。
兼且被埋了一颗钉子吃了个暗亏的水东宋氏，又是三家势力之中最弱的一个，所以只能接受了永乐皇帝的决定。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埋下了后来播州杨氏、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的叛乱种子。